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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對日本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老一代領導人開拓的中日友好交流活動的推動下,我被公派留學日本。 在考察《西遊記》對日本影響的過程中,我開始關注金箍棒的原型、大禹治水的工具——“定海神針”以及大禹與日本的關聯。

2006年,偶然聽到日本開成町的露木順一原町長提及足柄地區有座紀念大禹的石碑,我當即前往考察,並應邀參加當地市民的鄉土研究活動。

2013年,當地又成立了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會,由地方文史研究家大脅良夫出任會長,佛教大學名譽教授植村善博為副會長。 從2010年起,日本各地已經舉辦了六次大禹文化節。 經2015年成立的禹王遺跡認定委員會的考察鑑定,日本各地共有大禹信仰相關文物史蹟計133處。

大禹對日本的影響 大禹對日本的影響

圖1 王敏教授在考察日本民間收藏的禹字瓦

開成町位於鄰近富士山的南足柄地區,擁有1726年建成的神禹祠(現名福澤神社)、持續了300年的大禹祭、刻有大禹別名的文命碑、文命中學等。 富士山和大禹是分別代表中日兩國文化的象徵,兩者在日本交匯,無形中引發了人們對東亞文化間相互接觸、滲透、融合的暢想。

至少在公元5世紀初,被稱為漢帝后裔的王仁從韓國來到日本,受命出任皇太子的教授。 從此,他帶去的《論語》等中國古典著作入主日本文化核心——皇室,成為日本的人文教材,漢字成為日本的文字。 這意味著早在1600年前,漢字就成為日語的血脈,中國古代典籍就支撐著日本知識的骨架。 直至今天,日本義務教育仍明文規定,必須教授和掌握2136個漢字。

基於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特殊“血緣”關係,日本讀解中國知識的經驗積累了千年之久,對漢字比其他國家具有更深的理解力。 縱橫古今的中日文化交融,自然延伸出共通的人文生態,潤澤了遍布日本列島的大禹信仰。

大禹對日本的影響

圖2 王敏著《大禹與日本人》

在學會召開之前,天皇夫婦邀請我進入皇宮。 他們真誠地告訴我,拙著《大禹和日本人》(日本NHK出版,2014年12月)使他們重溫日中源遠流長的文化交融,意識到自身的責任和使命,深感只有堅持以史為鑑才有 日本的未來;並感謝我對於日本大禹文化的指導,希望兩國人民互動,促進世代友好。 我也發自內心地表示,是日本這塊土地上存在的大禹信仰教授了我,是人文教養深厚的日本國民啟發了我,拙著才得以問世的。 我應該感謝日本和日本國民。 我希望中日都重新審視和開啟大禹文化這一鏈接點,為中日文化交流打造新一輪的發展。

我認為,日本皇室對大禹的崇敬源起對漢字和漢籍作為核心文化的選定。 因為在古時,日本的必修教材《四書》《五經》中有31處提到大禹,大禹是標誌聖德的楷模。 公元712年日本編纂的《古事記》序言以及公元720年完成的《日本書紀》等史書也都將大禹與天皇進行比較。 畫在京都御所禦常御殿隔扇畫上的《戒酒防微圖》,主題明顯帶有受到張居正《帝鑑》影響的痕跡。 這幅畫出自狩野派畫家鶴澤探真(1834—1893)之手。 而狩野派是日本繪畫史上最大的畫派,專注於中國的倫理、思想題材,將其全方位地體現於畫中。

大禹對日本的影響

圖3 畫在京都御所禦常御殿隔扇畫上的《戒酒防微圖》,主題明顯帶有受到張居正《帝鑑》影響的痕跡。 這幅畫出自狩野派畫家鶴澤探真(1834—1893)之手

這幅以大禹為鑑的巨畫與當今的日本年號一脈相承。 當今天皇的年號叫“平成”,出自《尚書·大禹謨》,書中記述了大禹治水所達到的“地平天成”境界。 1992年10月26日,首次訪華的天皇夫婦參觀西安碑林博物館,目睹了《開成石經》中的“平成”字跡,時值中日關係正常化20週年紀念之際。 公元837年刻成的《開成石經》被譽為“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書”,由114塊石刻組成,共計65萬252個字。

由天皇親自主導的日本早期治水工程始於1500年前。 今天的富井縣古時有一條名為九頭龍川的大河,由於經年氾濫,當地民不聊生。 於是,應神天皇的後人率民治水,獲得了巨大成功,被擁戴為第26代天皇繼位,史稱繼體天皇(公元450年-531年)。 為紀念繼體天皇的偉業,在俯瞰九頭龍川的山巔,人們豎起了一座巨大的石像,石像附近有祭祀繼體天皇的神社和刻有以大禹為楷模的石碑。

自古深受地震、水災之苦的日本人民需要神明保佑扶助,而保障民生的工作首推抗洪防震,這也是聯結皇室與國民的牢固紐帶。 於是,教科書中的大禹便落地日本,變身為日本民間信仰中的治水之神。

據治水神·禹王研究會調查表明,大禹信仰的實物史蹟形式多樣,最早的禹廟建於1228年,名為京都鴨川禹王廟。 現存最古老的膜拜物是1630年鑄造的禹王金像,高約80厘米,現藏於名古屋德川美術館。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日本的大禹石碑中,有18處建於甲午戰爭爆發至1972年間。 這說明大禹的和平內涵根植在風土民情之中。 境外對大禹的信仰有力地證明,歷史文化方面的共融共識能夠先行於其他領域。 大禹信仰的持久力揭示出應對現代生態文明的奧秘。 大禹作用境外的史實對於喚起文化自覺、培養符合中國發展所需要的國際意識將起到生動的教材作用。 讓我們以境外大禹信仰為例,再一次重新認識境外和自身,與日俱進。

大禹對日本的影響

圖4 王敏教授於2016年春參加紹興禹祭

大禹對日本的影響

圖5 王敏教授接受電視台採訪

注 本文根據2017年12月30日《水利報》刊登的內容重新進行了修改和調整。

文 照片 王敏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
編輯修改 客觀日本編輯部

【作者簡介】
王敏 ,女,1954年出生於河北省承徳市。 1977年大連外國語大學日語系畢業,1982年留學日本國立宮城教育大學、2000年獲御茶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博士。 現為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教授,兼任日本的未來東亞委員會委員、治水神禹王研究會顧問、中國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合會副理事長、天津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同濟 大學與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等院校客座教授。 從事比較文化學與比較民俗學、東亞文化關係等領域的研究。 著有《大禹和日本人》、《周恩來的日本留學》、《中國吉祥図典》、《中國與日本》等日語專著、《漢魂與和魂》、《留日散記》、《日本文化 論的變遷》等中文專著作和多種譯著。 主編日本研究叢書《東亞視野中的日本文化》七卷。 並在世界各地作了300餘場學術演講。 為推進中日文化比較研究與中日兩國人民友好關係作出了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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