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敏|從VCD到DVD：當代中國數字音像文化的源起

本文原刊《文藝研究》2017年第11期。敬請關注。

DVD影碟

在1994年至2010年間，中國經歷一場從VCD到DVD的消費熱潮。它先由中國民營企業通過購買海外新興數字影像技術而發起，後又由民營、國營及合資企業共同參與，通過與傳統模擬電視的技術與文化迭代，開創出當代中國數字音像文化的獨特起源。在這一時期，當代中國建構起一個龐大的數字媒介裝置製造產業，海外影像源源不斷地湧入，各種社會力量紛紛介入形式多樣的影碟生產、流通與銷售過程，促使影碟機及音像碟片迅速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在其中，色情影像與新近海外大片，分別從慾望與時尚兩個方面，成為新興中產群體娛樂文化的重要內容。所有這些都造就出全球化電子資訊浪潮與中國民眾生活相互結合的獨特現象，為此後中國全面進入數字資訊社會打下重要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基礎。

VCD影碟機的發明人姜萬勐

據一項統計，在1994年至2010年間，中國本土與中外合資的相關企業，一共在中國生產了至少7億臺LD、CD、VCD和DVD播放器①，它們被統稱為鐳射音視盤機，其中的絕大多數被中國民眾所購買，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除LD機外，這些電子產品都屬於新興的數字音像技術體系，與此一時期先後通行的模擬及數字電視機相匹配。在2010年前後，隨著數字高清電視機、家用電腦、網際網路、手機等的廣泛使用，中國家庭所擁有的巨量VCD與DVD影碟機，由於技術上的原因，逐漸被淘汰，它們在民眾文化娛樂生活中幾乎不再發揮作用，VCD與DVD的時代就此宣告結束。VCD與DVD所經歷的迅速的興盛與衰敗，似乎已經被人徹底遺忘，這也是人文學界少有對曾經紅極一時的VCD與DVD產業和文化現象進行嚴肅理論反思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如果我們把VCD與DVD置放於當代中國電子媒介技術、產品及與之相關聯的長期社會與文化演化程序之中，那麼作為一場長達十多年的電子消費熱潮，我們不禁要問：它們曾經造成的社會文化意義是什麼？它們到底是如何介入民眾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之中的？它們的文化遺產是什麼？它們的文化與社會功能真的會隨著電子技術的代際更替而消失殆盡嗎？對於這些問題的分析與闡釋，在今天仍然是有價值的。

步步高DVD影碟機(1)

一、以電視機為中心的技術迭代與路徑依賴

隨著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的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得以基本完成，傳統社會主義實踐在國家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計劃經濟體制與民眾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國家化之間構成了一種全面的整合關係。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的社會化運用，對此一社會整合具有高度的粘合作用。從1957年開始，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有線廣播體系成為國家的重要戰略任務。1980年前後，中國有線廣播體系的普及率與覆蓋面達到了最高峰②，全國城鄉民眾幾乎都處於這一電子技術體系強制性的影響範圍之內。然而，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西方先進的電子媒介技術的引進、電子媒介產品的消費品化以及人們對於更加豐富資訊的需求，導致了收音機、錄音機與電視機的廣泛運用，並在80年代中期之後逐步形成了一個以電視機為主體、以錄音機及收音機為輔助的電子社會形態，也由此造成了對此前有線廣播體系的技術性乃至社會性替代。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過程使得收音機、錄音機和電視機的擁有者開始有了自主的接收活動，媒介資訊也逐步擺脫了單一的政治化傾向，具有了越來越多的娛樂與生活功能。民眾通過主動的電子媒介消費與自主的資訊接收方式，積極應和了電子資訊科技的演化路徑，併成為這一時期新興市場經濟與商品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家用電視機為主體的技術體系，一直持續到現在。21世紀初，電腦體系與手機體系分別開始了社會普及化程序，它們以數字化網際網路的有線與無線的接入方式，從接收端進一步強化了資訊的個體化自主消費與自由接收特徵。這樣一來，自20世紀50年代到今天大約六十餘年的時間裏，中國先後經歷了分別以有線廣播、電視、電腦、手機為主體的四個電子技術發展階段，中國民眾則先後被納入有線廣播網、無線電臺、無線及有線電視臺、有線及無線通訊網和網際網路等技術體系及其演進之中。許多時候，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人們同時處於有線廣播、收音機、錄音機、電視機的影響範圍之內。今天，人們又同時面對電視機、電腦、行動電話的資訊世界。不同的資訊傳輸體系，儘管存在著技術方面的更迭關係，但也在特定時期相互疊加或擠壓在一起，共同形成了與社會及其文化產生的更為複雜的互動關係。更有意味的是，在電子技術的淘汰與更新過程中，經常會有一些連線前後兩個代際之間的過渡性技術方式，同時運用在即將被淘汰的舊產品和將要來臨的新產品之上，這一現象可稱之為技術或產品的「迭代」。這種迭代現象之所以會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當代電子技術處於加速發展狀態有關。西方發達國家在運用當前技術的條件下，總會著手研發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技術。而自80年代開始，當網際網路剛剛在美國出現之時，中國突然置身於這種已在西方有著數十年積累與發展的資訊科技環境之中，這一環境無疑使中國更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技術發展與更新的程序，也由此呈現出更快的替代速度和更大的疊加密度。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要同時面對不同的技術體系與不同技術階段的電子媒介產品。因此，這樣一種迭代環境使得當時的中國既要從有線廣播體系之中解脫出來，又要選擇適當的切入點與路徑跟上資訊科技及文化領域的全球化發展趨勢，這必然會在電子資訊科技及文化的全球化程序與當代中國電子媒介的社會化運用之間，形成一種獨特的介入與結合方式。

當代中國資訊科技領域的迭代現象，對社會變遷及民眾日常文化生活產生了獨特的影響，並一再呈現於當代中國的電子音像文化的發展流變中。比如，正是由於當代中國民眾在20世紀80年前後普遍處於當代電子媒介技術和文化的匱乏狀態之中，纔會在國家的有線廣播體系發展到最強盛時，以鄧麗君歌曲為代表的港臺流行文化卻能在當時的中國大陸民眾中產生巨大的感染力，並引發了錄音機及錄音磁帶的大規模走私與盜版行為③。在這裏，錄音機就是一種同時與上一代有線廣播體系和下一代電子媒介體系都相關的迭代產品。除此之外，迭代現象還發生於與電子媒介密切相關的社會生活領域。比如，電視機在西方一開始主要是作為家庭媒介而推廣的，但由於80年代中國民眾的消費水平極為低下，而中國在社會集團消費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當代中國電視機的興盛首先來自各級國家單位的購買行為，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中國民眾又建立出了一種以單位電視機為中心的群體性觀看方式，即讓原本是家庭媒介的電視機在特定的中國語境下獲得了一種公共特徵，與西方電視機的家庭化起源形成了顯著差異④。這使得特定電子媒介產生了一種社會化運用的迭代現象。當人們不再滿足於政府電視臺的節目內容時，營業性錄影廳的放映活動得以發展，也讓西方發達國家的家庭錄像機文化轉換成中國的一種公共文化形式，讓人們能在錄影廳中看到電視與電影院裏所看不到的影像⑤，從而造成了一種文化上的迭代現象。這些都說明，源自於西方發達國家的電子媒介技術與文化產品，在來到中國之後，會面對一個並非存在於這些技術開發設計預想的理念之中的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環境，它們需要重新與中國的社會形態、消費水平及民眾生活方式關聯在一起，由此構成迭代性的電子媒介及文化形態，讓電子資訊的技術程序呈現出一種差異化的全球化分佈。正因為如此，只有從當代本土語境出發，尤其是從電子媒介技術與文化產品的接受者、使用者與消費者的日常生活及社會條件出發，才能釐清電子媒介在中國的拓展與演化路徑，以及它們所催生出的中國當代社會文化的獨特形態及其意義。

一般而言，當代中國切入全球化資訊科技及文化的獨特方式，主要表現爲兩種形態：一是以國有資本及中外合資資本為主體，通過率先引進技術，在電視機、錄音機等媒介硬體製品的生產上獲得切入口，並形成了長達三十餘年的持續發展，在技術和市場領域大致構建出與西方發達國家相關領域的同步性。這也導致了自1980年以來，作為一直處於中心地位的電子媒介的電視機，以其不斷演進的技術性能，先後與電子遊戲機、錄像機、VCD或DVD、家庭影院、數碼攝像機及網際網路等組成了不同的技術配置。二是以私營或民營資本為主體，主要通過引進與特定媒介資訊科技相關聯的文化製品，如錄音帶、錄像帶等，形成了其特定的自由市場的流通體制，如走私或盜版，甚至構建出特定的社會公共空間，如錄影廳或網咖等。儘管這種民營切入點與發展路徑經常受到國家的嚴厲監管，但它一直存在，併成為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電子音像文化的一條重要的發展路徑。這種發展路徑，既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一種全新事物，即私營資本在國家文化與意識形態之外能夠較大範圍地介入特定的生產與傳播領域，又與這一時期國營資本的技術引進構成了一種相互促進的動態關係：一臺80年代由國營或合資工廠生產的電視機，搭配一臺民營企業生產的VCD影碟機，播放著盜版的碟片；或者是在90年代中前期的民營錄影廳裡，一臺民眾家庭中少見的大尺寸投影電視機，播放著盜版錄像帶。這些都是當時的常見現象。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電視機為中心的產品及訊號技術體系出現重大變化。在西方發達國家，數字鐳射CD及其VCD與DVD所依賴的影像數字化的壓縮、儲存與解碼的技術已經成熟⑥，這意味著一個以數字技術替代模擬技術的商業浪潮具備了開啟的可能。在這個發展程序中，數字技術不僅可以達到更大資料的音像資訊儲存、更高音質與畫質的呈現、更快捷的音像資訊傳輸，還可以構建觀眾與電視節目的互動關係，並進一步融入以網際網路為平臺的更大數字技術體系之中。1994年，美國電視臺開始傳送數字電視訊號。1997年，美國三大廣播公司完成了在大部分時段傳送數字電視訊號的業務⑦。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於1999年共和國五十年國慶慶典電視直播中實施了首次數字訊號的傳輸。這一技術的使用與西方發達國家僅相差數年時間。在此時，接收數字訊號的電視機仍然處於模擬技術體系之中，也就是說，中、西此時的數字技術與模擬技術構成了迭代關係。同樣是在1999年，日本的松下、索尼、飛利浦等以及中國的康佳都生產出了第一代數字化電視機。在90年代中晚期，中國與西方几乎是同步置身於電視模擬技術體系向數字技術體系的轉型過程之中，但這種同步性主要是以中國快速引進與吸收西方先進數字影像技術為前提的。

在電視的社會使用方面，此一時期的中國城市地區剛剛達到家庭電視機普及率的相對飽和⑧，由此開啟了從小尺寸彩色電視機（20吋及以下）和黑白電視機向大尺寸彩色電視機（25、29、32吋）的更新過程⑨。在中國城鄉的不同地區和不同消費階層那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黑白電視、小尺寸彩色電視與大尺寸彩色電視處於多樣化的並存形態。同一技術體系之下不同產品的迭代形態說明，一方面中、西在數字電視技術的研發與數字電視訊號的傳輸領域處於同步狀態，另一方面中國社會電視機使用者則仍然普遍處於模擬電視技術體系的產品升級而非技術換代之中。這樣一來，在當時的中國，如何在現有的模擬電視技術體系下讓開始普及的大尺寸模擬彩電，通過新的輔助性電子媒介配置，獲得更為豐富的電視影像節目，成為中國走入數字音像時代的首要問題。

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西方一些跨國電子巨頭開發出VCD機及其數字解碼晶片技術，這只是數字技術的一種初級產品，它所能儲存的音像資訊還較少，呈現的影象質量還無法達到數字電視的技術規劃要求。然而，中國人卻利用這種初級的VCD技術，意想不到地開拓出中國數字影像文化的一個巨大市場。

電視機與影碟機的搭配1

二、民營資本與初期數字音像技術

1992年，早先任職於安徽電視臺、此時創辦有民營電視技術研究所的姜萬勁，到美國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廣播電視技術展覽會。在展會上，他看到一家美國公司展出一項MPEG解壓縮技術，能對一定數量的音像資訊進行數字化壓縮與解壓縮，初步實現數字音像資訊的儲存與傳輸。他馬上意識到國際電視產業正處於從模擬技術向數字技術的轉變之中。他購買了這項技術，並於1993年在國內生產出第一批VCD影碟機。這首批的一千臺幾乎都被國內各電子企業當作樣機購買去了。第二年，他賣出了兩萬臺。不過，由於單機價格昂貴，且只有種類不多的卡拉OK碟片作為配套，很難吸引更多民眾的關注和購買慾望。就在姜萬勁個人的VCD事業難以為繼之時，一場VCD熱潮卻在悄然興起⑩。轉眼到了1995年，國內VCD影碟機爆發性地銷售到60萬臺，生產廠商也增加到了十餘家。1996年銷售量達到三百萬臺，1997年則超過了一千萬臺{11}，這種銷售的爆發性增長令人意想不到。一個以VCD數字解碼晶片為核心的電子媒介製造行業迅速形成，而第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化浪潮及其規模巨大的消費市場突然降臨了。

在西方，VCD只是一種初期產品，而這一特點恰好能讓中國企業以相對低廉的價格大量購買VCD的解碼晶片{12}，既省去了前期研發費用，也能在市場上避免與跨國電子巨頭正面競爭的風險。到1998年，中國市場雲集了超過600家從事VCD影碟機生產的企業。這一年，愛多、新科、萬利達等主流廠商，光是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投放的廣告費用，總計就超過了九億元人民幣。這些企業都是在1992年中國第二輪改革開啟之後新組建的民營企業，它們大都聚集於已有十餘年的電子產業生產經驗與體系積累的珠三角地區。它們在這裏租賃廠房，僱傭廉價的國內工人，組建生產流水線，以較為簡單的製造工藝生產與裝配VCD影碟機。在達到一定生產規模後，又迅速降價，在不到三年時間裏，讓VCD影碟機的單價從五千元迅速下降到一千多元，以此打壓競爭對手，進一步擴大市場規模。大約自2000年開始，這些企業又打入DVD的生產領域。不過，由於技術成熟的國際電子巨頭欲讓中國DVD廠商支付鉅額專利費用，而它們自身也在不斷推出價格較低的DVD產品，這讓中國企業不能再像VCD時期那樣輕鬆獲得市場的主導地位。即便如此，在VCD與DVD的高產年度，即從2005年到2008年的連續四年時間裏，中國每年都生產了一億臺以上的鐳射音視盤播放器，均超過了同一時期中國電視機的生產總量。

直到2007年，鐳射音視盤機的產量才被迅速崛起的臺式電腦所超過{13}。但即便是在已有臺式電腦配裝CD-ROM的情況下，VCD與DVD並沒有馬上退出歷史舞臺。粗略統計，以VCD、DVD為主體的鐳射音視盤播放器共計生產了約七億臺。顯然，中國的第一種或第一代數位電子媒介產品已經是一種得到較高普及率的耐用消費品，這讓來自西方的數字資訊資本主義，在中國主要呈現為工業資本主義，即一種裝置製造業。這種媒介裝置製造業之所以由一大批民營企業擔任主角，是因為此領域具有強烈的後工業生產方式的靈活性，並不強調工業生產方式的規範和產業積累，而是更注重致力於迭代技術與產品的研發，以一種叢林游擊戰的方式，迅速贏得短期的市場優勢，既打破跨國電子巨頭企業的技術規劃與全球市場推廣佈置，也對此時國產電視機生產企業的集中化程序產生衝擊，使得整個電子資訊的「產業結構、組織結構、生產結構被顛覆」{14}。與此同時，在原本是由政府電視臺、國營及合資電視機生產企業、國營電視節目生產企業這三者共同構建起來的，由國家高度管控且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文化領域，開創了民營電子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正是初期數字資訊科技的迭代性特徵，才讓民營企業有機會成為電子資訊媒介裝置的製造商與供應商，從而改變了此前它們只是各種文化產品的流通商與經銷商，只有藉助於VCD這種迭代性電子資訊科技，才能進入初期數字資訊科技的媒介製品生產領域。這個領域，既包括VCD及DVD影碟機的製造，也包括盜版影碟的巨量生產，並使後者的生產達到了更高的技術階段，讓更多的民眾能迅速得到初期數字音像資訊科技條件下的文化體驗。顯然，國家資本難以在這個生產領域做出迅速的反應，也無法如民營企業的VCD機那樣敢於極力宣傳「超強糾錯能力」之類的產品賣點，也就是無法在產品技術上與當時的盜版影碟構成一種不言自明的緊密關係，從而失去了它們曾經在電視機生產領域所擁有的那種主導權。

共計七億臺鐳射音視盤機的生產量，不完全是社會的總體擁有量，其中還包括了VCD的多次技術升級和DVD對於VCD的替代與淘汰。這說明，有一個千萬級的巨量使用者群存在，他們在十餘年的時間裏先是購買了VCD，然後出於對更高質量的音質、畫質及更多互動性的需要，拋棄掉剛剛使用了幾年的VCD，再次去購買DVD。這意味著，到2005年前後，大量中國消費者經由VCD而提前進入到了初期數字資訊時代，並在購買了DVD之後，正式跨入到了數字資訊體系之中。加上此後到來的臺式電腦所攜帶的光碟驅動器，以及各種規格的高清及數字高清電視機，中國民眾經歷了一個產品及技術加速更替的數字化媒介消費週期，併爲此花費了更多的金錢。中國消費者在無法一次跨入高清晰度數字影像時代的情況下的這種積極而又略帶盲目的購買行為，與此一時期模擬電視機與數字電視機的產品更迭及技術換代有著密切的協同性與互動性，其原因在於，民眾對於儘早觀看更多海外影像內容有著強烈的需求。這些共同性建立了此一時期影像技術、市場與文化的興盛局面，從而也讓更為廣泛的迭代現象存在於當代電子媒介的演進過程之中。

萬利達VCD影碟機

三、作為快速消費品的盜版光碟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臺家庭電視機可收到的電視訊道的數量及各頻道電視節目的數量，相比於今天要少得多。除了新聞時事、生活、體育及文娛節目外，電視劇已經成為電視播放的主導節目。在經歷了80年代的港臺電視劇、90年代初期的《渴望》、《北京人在紐約》等國產電視劇之後，90年代中期，每天觀看長篇電視連續劇已經成為人們晚間休閒生活的一項主要內容。但是，由於電視劇在題材、主題、畫面展示、拍攝技術等方面尚有各種侷限和不足，電視劇生產量、譯製及引進量、日均播出量還比較有限，甚至電視劇內容上更多停留在個人或家庭倫理生活方面的表達，而這一時期的電影，包括國產電影與譯製片，已出現非日常化的奇觀影像。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興起的錄影廳，為中國民眾帶來了大量在國內電視臺和電影院無法看到的海外影視作品。總體來說，從電視到電影院再到錄影廳，影像的題材及主題範圍在擴大，影像內容的道德控制在縮小，非官方性的資訊在增加。這樣一來，它們共同構造了一種90年代中國民眾影像生活的互補性關聯，人們擺脫了此前影像文化生活相對匱乏的狀態。通過錄像廳裡播放的港臺武打片、豔情片與好萊塢大製作影片{15}，人們越發瞭解到，存在著一個巨大數量的海外影像資訊源，這一資訊源還有人們尚未看到的更豐富、新鮮與刺激的內容。一旦有了可靠的傳輸技術、播放媒介和便利的買賣途徑，人們就有可能大量觀看這些海外影像。可以說，這就是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民眾熱衷於購買VCD、DVD及其碟片的最重要的文化動因。

應該說，在短短的十餘年間，VCD及DVD影碟到底達到了一個怎樣的總體銷售數量，幾乎沒法統計。有文章指出，在1997年，全國的296家音像出版單位共出版正版數碼鐳射視盤6281種，5311萬張。按1997年中國VCD機產量1500萬臺計算，平均每臺VCD機的正版光碟數只有四種左右。顯然，已經花費上千元購買了VCD或DVD影碟機的人們，不會滿足於一年只觀看四張光碟。這意味著，正版數量不足是導致盜版光碟氾濫的重要原因之一{16}。若按VCD及DVD影碟機的總體銷售數量七億臺推測，如果每臺影碟機的使用者購買了10張碟片，則至少大約需要70億張。而在2003年，正版VCD、DVD影碟發行量共計四億張{17}。無論在中國曾經流通過多少張影碟，可以確認的是，其中的絕大多數來自盜版。一份來自國際唱片工業聯合會（IFPI）的統計表明，在2002年，中國以DVD影碟為主的音像製品市場上的盜版率為91%，金額約為5億3千萬美元，正版金額卻只有一億一千萬美元。另外，「據不完全統計，自1994年至2003年，全國共查獲各種侵權盜版走私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六億多張，平均每年約為六千萬張。在這幾年裡，盜版音像製品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中國成爲了此一時期全球盜版最嚴重的國家{18}。另有論者指出：「盜版影碟是我國VCD及DVD影碟市場的主力。」{19}

盜版影碟從海外引進原版LD、錄像帶、DVD片源，或是直接在電影院放映時進行拍攝，主要在東南沿海地區生產製作。盜版影碟生產商中，既有國家認可的音像製品生產企業，如潮州的新樂、珠海的金鐳聯、廣州的彩翎等，也有大量的地下盜版工廠。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間廣東發起了冬季「掃黃打非」集中行動，「共挖出26條非法光碟生產線」{20}。這些價值至少三億元的生產線被關停後，每年影碟市場上將減少上億張盜版光碟。1997年，全國各地被政府關閉與沒收的地下VCD碟片生產線共有40條，比當時的正版生產線還要多{21}，而沒有被查禁的地下影碟生產線則可能更多。2004、2005兩年，各地共查獲盜版光碟約一億張和6300多萬張{22}。儘管各級政府都制訂有打擊非法音像製品的法律法規，設立有專門的執行機構，如「全國掃黃打非領導小組」（2000年成立），也經常展開行政查抄與法律懲處，但由於盜版音像製品利益回報巨大，各種社會資本仍然不斷投入到這一領域，造成了海量盜版影碟在社會上的廣泛流傳，這反過來又促進了VCD與DVD的產業發展{23}。

當然，也只有到了VCD時期，盜版才真正形成大規模的快速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在不考慮被處罰風險的前提下，一張盜版影碟的綜合生產成本約為兩元，批發價一般為五元，終端銷售價爲10到15元。不同影碟的型別、內容、是否與海外同步上市等因素，都會影響終端銷售價格。許多盜版碟的生產製作水平及音畫質量，甚至要優於正版，一般不會有刪節，上市時間經常要快於正版{24}。一些盜版商還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25}。可以說，盜版音像製品從生產到銷售終端的各個環節，都有較高的經濟回報，且構造了獨有的市場流通形態{26}，其中包括懷抱嬰幼兒在城市街頭巷尾兜售色情影碟的農村婦女；定期把盜版製品直接送到固定使用者的家裏或單位的比較專業化的個體銷售者；在人員流動量較大的地方如住宅區大門外、人行天橋、地下通道或公共交通站點等處設定的攤點；還有常設於城市鬧市區的小型固定影碟店，店內至少有1千種以上不同規格與內容的音像製品陳列於貨架上，甚至還配有電視機和影碟機供人觀看挑選；再就是綜合性的中型音像製品店，其中一部分是連鎖店，一部分設於書店或商場之內，其中有更多的音像製品，也能形成更大的購買人群。除此之外，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各城市中普遍出現過的音像器材一條街、電腦城、電子器材市場以及各種小商品市場，都會有盜版影碟批發、銷售現象存在。在2005年前後，網路上還出現了各種比較專業的「碟報」，為購買者提供豐富的資訊。總體來說，各種型別的經營主體與經營形態，甚至包括國營單位在內，都程度不同地涉足於盜版銷售活動，組成了一種數字音像服務業與實體經濟形式，吸引了各種型別的從業人員，他們共同使之迅速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一種新型的快速消費品類別。這種種影像銷售方式為人們輕鬆、大量地購買及觀看影碟提供了極大便利，也進一步加劇了此一時期電影公共放映的衰落。

香港三級片VCD影碟卿本佳人

四、色情片、大片與跨國化受眾

影碟機及影碟，為電視開闢了新的播放時間與觀看方式。在觀看影碟的過程中，如果是一套港臺武俠連續劇或最新好萊塢大片，可以形成一種如同普通電視節目那樣的家庭化群體觀看。當影碟是少兒動畫片或戲曲節目時，則可能只是家裏的小孩或老人觀看。播放這些節目，可以選擇適當的時候，這就擺脫了電視節目在時間流程上的固定性。影碟機比電視更具有及時性與私人化的特徵，難以統計型別與數量的盜版影碟，無特定時間限制的播放活動，讓影碟機觀眾更為分散，更為匿名，更具個體化，也更脫離中心資訊源的主導。可以肯定的是，影碟機是中國當代影像受眾走向型別化的一個有力建構者。

在VCD及DVD影碟中，有兩種導致了巨量觀看的特殊型別，是此前很少存在的。第一種是色情片，俗稱「毛片」，在更廣義範圍內，也包括香港三級片或好萊塢限制級影片。影碟機讓人們在家裏看到了真正的色情影像，這是VCD及DVD的最突出特徵之一。在2000年北京查獲的近120萬張非法光碟中，就有20多萬張淫穢光碟，佔被查獲非法光碟的1/6強{27}。在2007年全國性的「掃黃打非」行動中，鄭州一次性查獲淫穢光碟八萬張，徐州則查獲了5.8萬餘張{28}。即使是在網際網路時代的2011年，北京還曾查獲盜版光碟19萬餘張，其中淫穢光碟三萬多張。這次抓捕的五個盜版光碟銷售團伙，在三個月時間裏共計銷售了500萬張盜版及淫穢光碟{29}。這已是影碟機時代的末期。上述案件表明，在所有盜版影碟中，淫穢製品佔有較大的比例，這一現象讓淫穢、色情、黃色影像幾乎是唾手可得。可以確定，或多或少觀看過色情影像在中國成人男性中的比例較高。這也是自電影進入中國後的第一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通過影碟機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色情影像。

色情影像，即主要由真人直接表演的性行為影像。其文字形態基本都是短片形式，較少的故事情節和人物社會關係，在簡單的場景中展示純粹的性行為、性器官及由性行為所導致的表情反映。有大量的近景與特寫，肢體、器官與動作在大尺寸電視上清晰呈現得如在眼前，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從理論上說，性愛行為是最基本的戲劇形式，是敘事本身的象徵。觀看色情影像，作為一件發生在家庭內部的最隱祕的事件，甚至比家庭中真實的性關係和性行為還要隱祕，一般只屬於一個人，偶爾也會與最親近的同輩或朋友共享。在觀看時，觀看者退行到社會化最小的本能領域之中，呈現出一種純身體與生理的自我。觀看活動只有最低限度的道德介入，無需過多的情感價值判斷和理性反思，也儘可能地去除了理應與性有關的社會背景、人物性格及日常生活本身的流程。色情片常常是純粹表演化的再現，讓觀看者能體驗到表演者的快感，也經常會導致觀者身體的隨動反應，一種類似於皮下注射或魔彈效應的刺激—反應過程，觀看者全然陷入被動之中。對於初次觀看者來說，色情影像所產生的身體反應與電影初次問世時對人產生的震撼效果非常類似。色情影像是一種脫離了道德、愛情、生育等所有社會意義的純粹性快感，它讓性不再具有任何神祕感，更不是視覺領域的禁區，變成一種日常平凡事物。這全然拓展了「慾望」的範圍。由於色情影像為海外製作，只有經由數字音像技術才能以如此大的規模進入中國，這是數字技術及其資訊內容全球化程序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電子媒介文化的一個全新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距離改革開放以來文學與電影只是象徵性地表達性愛（一般只展示擁抱與接吻的場景）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色情影像的流行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色情業的萌生有著密切的關係，前者是影像化情慾的傳播，後者則是真實身體情慾的交易。甚至說，色情影像的潛流讓90年代的市場化程序體現出更有原始慾望能量的特徵。作為一種外源性資訊傳播，色情影像對當代本土文化形態起到了一種顛覆性與結構重組式的作用。

由影碟機及盜版光碟所帶來的第二種重要的型別化觀看行為，則主要是針對最新大片。如果說色情影像是與觀看者最隱祕的心理與生理相關聯的話，那麼最新大片則是由VCD或DVD開啟的一個在空間上最遙遠與最廣闊的世界。所謂最新大片，包括最新好萊塢大片、港臺影片與內地電影及一部分電視劇，它們都是新近製作與上映的作品，一般由明星主演，投資較大，既具有明顯的型別片特徵，又會在特定的主題、情節、影像語言及拍攝方式等方面較以往同類型的影片有所發展或創新，能引發廣泛的媒體關注與觀看熱潮，但又在國內正規影院或電視臺尚未播出。此一時期，國內已有許多的專業電影雜誌、報紙、電視臺、大量的網際網路門戶及專業網站，它們開設了專門的電影資訊節目，迅速報道海內外各大製片公司及明星們的最新動態。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始，中國內地對於好萊塢大片的譯製與放映仍然有數額限制，這就為盜版商提供了較大的市場運作空間。更重要的是，90年代以來的新一輪市場化，以較快的速度提升了中國民眾尤其是發達地區及城市民眾的收入水平。他們在日常用品、耐用品及奢侈品消費方面開始追求跨國品牌，又在娛樂領域期待體驗更多的跨國流行文化時尚。購買跨國品牌的電器產品，穿戴跨國品牌的服裝，觀看最新的好萊塢電影，收聽歐美的流行音樂，觀看新近的港臺影視節目，定期參加卡拉OK、酒吧、迪廳等娛樂活動，這些都是跨國流行文化時尚在中國的獨特表現方式。與此同時，各種跨國商品也開始把中國當作生產製造基地和新興市場，這導致了一個在物質與文化生活領域同時追求國際化潮流的年輕群體在中國大中城市的出現。這是一個具有強烈跨國特徵的消費群體，他們以消費的方式來盡力消除與西方發達國家年輕人在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上的差異，而觀看大片只是他們這種整體生活方式中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而已。這種跨國生活與文化時尚的形成，也得力於此一時期大量湧入中國的跨國企業及資本的廣告傳播與市場營銷行為。可以說，跨國化與中產化的年輕消費群體確定了跨國品牌及國際化生活與文化時尚的主導性，這是一種去地方化或去本地化的全新生活方式。最新好萊塢大片以及其他型別的大片剛好給他們展示出了那些跨國品牌得以誕生與存在的原生地景觀，通過觀看這些電影，不僅能讓他們感覺到自己同步於國際化的文化時尚潮流，也能象徵性地把自己置入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影像化現實世界之中。在這裏，恰恰是經由盜版，那些迅速抵達中國民眾家庭影碟機的最新大片，不僅是以其明星表演、故事情節與影像奇觀吸引人們觀看，更是以跨國化的生活世界影像給予中國觀影者以一種整體性體驗，即觀影者們在文化想象領域已經國際化或跨國化了。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中國大都市景觀也開始出現跨國化特徵。因此，大量盜版現象的發生看似直接損害好萊塢的經濟利益{30}，減少了好萊塢為實施擴大再生產的資本積累，卻滋養了從盜版商到盜版銷售者的所有領域。而對於那些渴望最為快速地觀看好萊塢大片的人來說，又在消費端迎合與強化了由跨國資本所主導的物質生活與文化消費邏輯。

一方面是色情影像讓人們突進到了觀影的最隱祕區域，另一方面是通過好萊塢大片，新生的中產群體要盡力保持與海外娛樂時尚的一種同型和同步關係。就這樣，隨著市場化而發展起來的當代中國民眾，以這兩個端點，把這兩種海外影像界定為自己精神體驗領域的最大範圍，中間包容起了以電視機為中心的卡拉OK、電子遊戲及各種電視節目等的其他資訊接收與互動參與功能，從而培育出了自己日漸豐富的精神世界，確定了電腦及網際網路時代來臨之前的主要娛樂生活形態，並由此構造出了初期數字資訊時期城市新興中產階級的文化主體。這是把基於消費的本土個體化主體，這一個體化主體已初具電子化特徵，此特徵將會在更大規模與更大強度的互聯資訊時代中得到進一步的繼承與光大。

結語

從VCD到DVD，當代中國涌現出了一批通過購買海外數字技術、採用一種過渡性的電子資訊迭代技術、基於人們日益增長的觀影需求而迅猛發展起來的民營數字媒介生產企業，還有一批地下工廠所生產出來的數量巨大的盜版影碟，以及經營與銷售這些盜版影碟的各種商業形式及其各類參與者，再加上期待觀看各種海外影像奇觀的城市新興中產階級群體，這些來自社會的各種力量，共同建立了VCD與DVD一段持續了十餘年的「黃金時代」，這是中國數字音像技術及其文化的一個以社會「民間」為主導的開端，它讓全球化資訊浪潮與中國特定的社會需求相互結合起來，使得來自於西方的電子技術與影像文化，為當代中國民眾從視覺短缺快速邁入視覺豐盛甚至是過剩狀態，為利用、擺脫、甚至對抗電視機的文化霸權，提供了豐富的符號資源。可以說，電子媒介消費和使用，是當代中國新興中產階級構建精神生活方式和塑造個體化主體身份的主要途徑。在此之後，他們將會更深度地被捲入於數字資訊科技的社會程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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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關中國本土與合資電子企業1992年至2009年間生產的LD、CD、VCD與DVD播放機分年數量，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資訊化部編《中國電子資訊產業統計（1949—2009）》第1卷，電子工業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頁。

② 1980年，全國有線廣播喇叭數量達一億隻（參見趙玉明主編《中國廣播電視通史》，中國傳媒大學2006年版，第583頁）。

③ 參見拙文《消費、電子媒介與文化變遷——1980年前後中國內地走私錄音機與日常生活》，載《文藝研究》2013年第12期。

④ 參見拙文《電視的興起：1980年之際中國內地電子媒介與日常生活》，載《文藝研究》2014年第12期。

⑤ 參見拙文《錄影廳與當代中國電子媒介文化》，載《文藝研究》2015年第7期。

⑥ 陳小東：《1998年，VCD市場三問》，載《經濟世界》1998年第8期。

⑦ 黃柏：《數字電視——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載《電子產品世界》1997年第12期。

⑧ 1995年中國內地電視機擁有量，總計為25000萬臺（參見趙玉明主編《中國廣播電視通史》，第583頁）。

⑨ 到1996年，國內彩色電視機產量超過2000萬臺，黑白電視機產量不到800萬臺（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資訊化部編《中國電子資訊產業統計（1949—2009）》第1卷，第111頁）。

⑩ 於國安：《萬燕開創VCD成敗》，載《創新科技》2006年第2期。

{11} 詹金平：《中國影碟機（VCD）市場分析》，載《中國流通經濟》1998第1期。

{12} 1996年，VCD解碼晶片的單價，從過去的75美元降至15美元（參見詹金平《中國影碟機（VCD）市場分析》）。

{13}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資訊化部編《中國電子資訊產業統計（1949—2009）》第一卷，第111頁。

{14} 黃韋華：《VCD產業的破壞性創新對山寨手機產業的啟示》，載《開放導報》2011第4期。

{15} 有關錄影廳問題的研究，參見拙文《錄影廳與當代中國電子媒介文化》。

{16} 參見張志強《制度變遷與盜版氾濫——轉型期盜版問題研究之一》（載《公共管理高層論壇》2005年第1期）一文中的介紹。

{17} 該資料轉引自周星《中國音像產業現狀與發展分析》，載《現代傳播》2006年第2期。

{18} 瞿磊、顏彥：《盜版影碟市場產業鏈條上的畸形物》，載《中國圖書商報》2005年3月25日。

{19} 寒宵：《關於盜版影碟的思考》，載《家庭影院技術》2000年第8期。有關中國市場上流通的各類盜版影碟在技術及質量方面的特徵，可參見此文的分析。

{20}{21} 方敏、袁池：《「特強糾錯」對嗎？——影碟光碟市場縱覽紀實》，載《中國質量萬里行》1998年第3期。

{22} 參見周星《中國音像產業現狀與發展分析》一文中的介紹。

{23} 張雲：《盜版光碟的另類思考》，載《商業時代》2000第10期。

{24} 有關盜版影碟技術特徵的介紹與分析，參見寒宵《關於盜版影碟的思考》。

{25}{26} 參見瞿磊、顏彥《盜版影碟市場產業鏈條上的畸形物》一文中的介紹。

{27} 海劍：《警惕都市遊商中的黃色幽靈》，載《北京觀察》2001年第11期。

{28} 百欣：《全國「掃黃打非」辦公佈近期破獲的淫穢光碟重點案件》，載《中國文化報》2007年10月12日。

{29} 駱傅雯：《5團伙仨月販光碟500萬張》，載《北京日報》2011年11月18日。

{30} 「美國電影協會認為（20）04年中國盜版讓美國電影業損失了2.8億美元」（參見周星《中國音像產業現狀與發展分析》）。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