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面說了,掌握了話語權的儒家士大夫,那真的是殺人不用刀,可以重塑一個人的歷史形象。不過,之前說的這些本質上都是權力鬥爭,要說宋徽宗因為這些得罪了儒家士大夫還可以理解,接下來我們講另一個問題,宋徽宗這個人在藝術上很有造詣,同時他還是一個虔誠的道教信徒,這些都是他的個人追求,可就是這些個人追求,也引發了他與儒家士大夫的矛盾,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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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會問,是不是因為宋徽宗沉迷於這些愛好,耽誤了本職工作,所以引起了儒家士大夫的不滿?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關鍵的原因在於,宋徽宗的藝術和宗教追求背後,其實也隱藏著政治目的。你可能覺得奇怪,這些看上去不都是個人愛好嗎,怎麼也會有政治目的呢?舉個例子,宋徽宗非常熱愛園林藝術,這件事使他受到了很多非議。尤其是為了建園林而搜羅的「花石綱」,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江南的方臘起義,起因就是花石綱讓當地農民不堪重負,只能起來造反。其實,宋徽宗修建的園林背後也具有政治意義。
比如,他在京城汴梁建造了著名的「艮岳」。之所以叫艮岳,是因為「艮」是八卦中的一卦,代表東北方,而艮岳正是位於汴梁城的東北。宋徽宗建造艮岳,除了個人享樂,還有一個重要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宣揚道教。艮岳建成以後,宋徽宗寫了一篇文章,內容主要是說艮岳如同人間仙境,代表了天人合一。這背後其實反映了宋徽宗對於道教的推崇。他為什麼這麼信奉道教呢?除了個人因素以外,他也有政治上的考慮。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北宋儒學的一股重要思潮是「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要受到儒家士大夫的制約。宋徽宗就想跳出儒家的框架,自封道教的教主,從而獲得更高的權威。
宋徽宗曾經和一位名叫劉混康的道士非常親近。劉混康是茅山上清派的第二十五代宗師,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茅山道士」。宋徽宗曾經去拜訪過劉混康,還經常與他通信。從現有的通信記錄來看,宋徽宗對於各種徵兆背後代表的天意非常感興趣。尤其是對於那些所謂的凶兆,宋徽宗總是請求劉混康為他提供詳細解釋,這樣他就可以採取措施來化解。這些凶兆大多與國家大事有關,尤其與宋徽宗自身的權力有關。
公元1103年,宋徽宗下令全國各州都要修建一座道觀,都取名為「崇寧觀」,因為崇寧是當時的年號。崇寧觀主要負責在皇帝誕辰那天舉行慶祝儀式。到了那一天,宋徽宗會在皇宮中舉行盛大的慶典,各地的崇寧觀也要開放三天,供士大夫和百姓前去上香,祈禱皇帝萬壽無疆。可見,宋徽宗試圖用道教來塑造自己的權威,因為道教中各種神靈的上下等級關係,就彷彿是人間的宮廷。宋徽宗試圖將宮廷的秩序與道教中神靈的秩序聯繫在一起,這樣就為他的權力增添了一道神聖的光環。
宋徽宗崇信道教,試圖擺脫儒家的制約,這當然會與儒家士大夫產生衝突。更嚴重的是,宋徽宗追求的政治目標也和儒家有所不同,這進一步影響了後世儒家對他的評價。宋徽宗追求的是宏大的盛世氣象,他認為藝術成就也是盛世的一部分,是一種政治事業,所以,他認為國家應該扶持藝術的發展。
比如,宋徽宗曾經編過一套書法作品的收藏目錄,叫作《宣和書譜》,裡面收錄了很多皇帝的書法作品,比如唐太宗、唐玄宗以及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還稱讚唐太宗和唐玄宗在當時資助了一大批書法家,推動了書法藝術的發展。他並不認為皇帝和書法家這兩種身份有什麼衝突,相反,皇帝推動書法的進步,這體現了對文化的尊重,恰恰是一個皇帝負責任的表現。
再比如,在公元1104年,宋徽宗下令在學校教育裡面增加「畫學」這個科目,專門培養畫家。他還在京城汴梁舉行繪畫考試,考中了就可以錄入翰林圖畫院,成為官員。如果把他的這種做法放到人類歷史當中去看,我們可以看到背後更大的意義。
在歐洲中世紀,美第奇家族統治著義大利的佛羅倫薩,他們也曾對藝術進行大力扶持,著名的藝術家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都受到過這個家族的贊助。美第奇家族還把一座郊區別墅改造為培養年輕藝術家的學校,米開朗基羅就是在這所學校度過了他的早期藝術生涯。所以很多學者都認為,美第奇家族是文藝復興的孵化器。宋徽宗的做法和美第奇家族非常相似,中國的藝術也確實在宋代達到了高峰,一些學者甚至把這一時期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
其實,文藝復興是藝術上的革新,也是政治上的革新,這就是藝術和政治相關性的一個典型案例。宋徽宗不僅屬於北宋王朝,更屬於整個中國文化。但儒家並不能理解這些,儒家認為皇帝應該控制自己的個人愛好,把更多精力放在國事上面。這是由於儒家將節儉視為美德,農業經濟比較脆弱,平時節儉一點,有利於防範風險,皇帝更應該帶頭節儉,搞藝術太花錢了,在儒家看來容易敗壞風氣。
宋徽宗對於藝術的追求,在儒家看來是不可理喻的,這也影響了後世對於宋徽宗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