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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面說了，掌握了話語權的儒家士大夫，那真的是殺人不用刀，可以重塑一個人的歷史形象。不過，之前說的這些本質上都是權力鬥爭，要說宋徽宗因為這些得罪了儒家士大夫還可以理解，接下來我們講另一個問題，宋徽宗這個人在藝術上很有造詣，同時他還是一個虔誠的道教信徒，這些都是他的個人追求，可就是這些個人追求，也引發了他與儒家士大夫的矛盾，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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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會問，是不是因為宋徽宗沉迷於這些愛好，耽誤了本職工作，所以引起了儒家士大夫的不滿？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關鍵的原因在於，宋徽宗的藝術和宗教追求背後，其實也隱藏著政治目的。你可能覺得奇怪，這些看上去不都是個人愛好嗎，怎麼也會有政治目的呢？舉個例子，宋徽宗非常熱愛園林藝術，這件事使他受到了很多非議。尤其是為了建園林而搜羅的「花石綱」，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江南的方臘起義，起因就是花石綱讓當地農民不堪重負，只能起來造反。其實，宋徽宗修建的園林背後也具有政治意義。
比如，他在京城汴梁建造了著名的「艮岳」。之所以叫艮岳，是因為「艮」是八卦中的一卦，代表東北方，而艮岳正是位於汴梁城的東北。宋徽宗建造艮岳，除了個人享樂，還有一個重要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宣揚道教。艮岳建成以後，宋徽宗寫了一篇文章，內容主要是說艮岳如同人間仙境，代表了天人合一。這背後其實反映了宋徽宗對於道教的推崇。他為什麼這麼信奉道教呢？除了個人因素以外，他也有政治上的考慮。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北宋儒學的一股重要思潮是「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要受到儒家士大夫的制約。宋徽宗就想跳出儒家的框架，自封道教的教主，從而獲得更高的權威。
宋徽宗曾經和一位名叫劉混康的道士非常親近。劉混康是茅山上清派的第二十五代宗師，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茅山道士」。宋徽宗曾經去拜訪過劉混康，還經常與他通信。從現有的通信記錄來看，宋徽宗對於各種徵兆背後代表的天意非常感興趣。尤其是對於那些所謂的凶兆，宋徽宗總是請求劉混康為他提供詳細解釋，這樣他就可以採取措施來化解。這些凶兆大多與國家大事有關，尤其與宋徽宗自身的權力有關。
公元1103年，宋徽宗下令全國各州都要修建一座道觀，都取名為「崇寧觀」，因為崇寧是當時的年號。崇寧觀主要負責在皇帝誕辰那天舉行慶祝儀式。到了那一天，宋徽宗會在皇宮中舉行盛大的慶典，各地的崇寧觀也要開放三天，供士大夫和百姓前去上香，祈禱皇帝萬壽無疆。可見，宋徽宗試圖用道教來塑造自己的權威，因為道教中各種神靈的上下等級關係，就彷彿是人間的宮廷。宋徽宗試圖將宮廷的秩序與道教中神靈的秩序聯繫在一起，這樣就為他的權力增添了一道神聖的光環。
宋徽宗崇信道教，試圖擺脫儒家的制約，這當然會與儒家士大夫產生衝突。更嚴重的是，宋徽宗追求的政治目標也和儒家有所不同，這進一步影響了後世儒家對他的評價。宋徽宗追求的是宏大的盛世氣象，他認為藝術成就也是盛世的一部分，是一種政治事業，所以，他認為國家應該扶持藝術的發展。
比如，宋徽宗曾經編過一套書法作品的收藏目錄，叫作《宣和書譜》，裡面收錄了很多皇帝的書法作品，比如唐太宗、唐玄宗以及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還稱讚唐太宗和唐玄宗在當時資助了一大批書法家，推動了書法藝術的發展。他並不認為皇帝和書法家這兩種身份有什麼衝突，相反，皇帝推動書法的進步，這體現了對文化的尊重，恰恰是一個皇帝負責任的表現。
再比如，在公元1104年，宋徽宗下令在學校教育裡面增加「畫學」這個科目，專門培養畫家。他還在京城汴梁舉行繪畫考試，考中了就可以錄入翰林圖畫院，成為官員。如果把他的這種做法放到人類歷史當中去看，我們可以看到背後更大的意義。
在歐洲中世紀，美第奇家族統治著義大利的佛羅倫薩，他們也曾對藝術進行大力扶持，著名的藝術家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都受到過這個家族的贊助。美第奇家族還把一座郊區別墅改造為培養年輕藝術家的學校，米開朗基羅就是在這所學校度過了他的早期藝術生涯。所以很多學者都認為，美第奇家族是文藝復興的孵化器。宋徽宗的做法和美第奇家族非常相似，中國的藝術也確實在宋代達到了高峰，一些學者甚至把這一時期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
其實，文藝復興是藝術上的革新，也是政治上的革新，這就是藝術和政治相關性的一個典型案例。宋徽宗不僅屬於北宋王朝，更屬於整個中國文化。但儒家並不能理解這些，儒家認為皇帝應該控制自己的個人愛好，把更多精力放在國事上面。這是由於儒家將節儉視為美德，農業經濟比較脆弱，平時節儉一點，有利於防範風險，皇帝更應該帶頭節儉，搞藝術太花錢了，在儒家看來容易敗壞風氣。
宋徽宗對於藝術的追求，在儒家看來是不可理喻的，這也影響了後世對於宋徽宗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