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 「英國新攝影」藝術家：打破傳統紀實攝影規則

正在上海攝影藝術中心舉辦的《英國新攝影》展覽，展示了兩位英國紀實攝影師安娜·福克斯和凱倫·諾爾的作品。她們的作品，呈現了「英國新紀實攝影」的風貌，質疑、重塑正是「新紀實」的核心精神。在接受「澎湃新聞·藝術評論」專訪時，兩位任教於英國法納姆創意藝術大學的攝影師分別談及影像觀念與創作方式。

上海攝影藝術中心正在舉辦的《英國新攝影》展覽，呈現了安娜·福克斯和凱倫·諾爾兩位常居英國的紀實攝影師的近百件作品。展覽包含多個系列，這些系列如一篇篇攝影專題般探討社會階級、工作環境、自我意識等命題。

英國紀實攝影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活躍至今，以傳統的紀實攝影為根基，對它作出進一步反饋和迴應。二十世紀中葉的英國紀實運動源於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如查爾斯·狄更斯和喬治·艾略特），後迅速蔓延至電影（代表人物為約翰·格里爾遜）和電視，而攝影在其中亦影響深遠。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新紀實」的核心是質疑和重塑的精神，它與「舊」紀實的區別在於它借鑑了當代藝術的手法，懷疑並把玩「真實」這一概念。這種「玩」的行為在福克斯和諾爾的作品中表現為將密切觀察的現實和精心策劃的虛構相融合，「英國新攝影」就新在於此。

展覽期間，「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thepaper.cn）與兩位攝影師展開對話，分別談及影像觀念與創作方式。有意思的是，這兩位有著師承關係、藝術交往密切的女性攝影師，都在部分作品中呈現了影象配文字的形式，兩者從不同角度闡釋了這一手法的目的與細節。

專訪攝影師凱倫·諾爾

觀眾的「第三種意義」與博物館的「違背自然」

凱倫·諾爾

凱倫·諾爾（Karen Knorr）

，生於德國，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常居英國。她用攝影探索文化傳承和其意識形態根基。自八十年代起，她的攝影創作長期關注後殖民主義，以及後殖民主義與美學的關係。諾爾善於用視覺和文字的手段去處理她拍攝的物件——無論是家庭、生活方式，還是博物館中的動物，並借這些手段與「紀實攝影」產生一種幽默而批判的對話。

澎湃新聞：展覽名為「英國新攝影」，英文名是Another way of telling（別樣講述）。首先，請談一談您的攝影觀念，以及您的「講述方式」是什麼？

凱倫·諾爾：

Another Way of Telling來源於藝術批評家、作家約翰·伯格的一本書。我們是在提出一種新的講故事的方式，介於文字和影象之間，也介於影象和在書頁或牆壁上排列展示它們的方式之間。這本書帶著幽默的詩意和諷刺性，展示出日常生活方式、文化遺產和在英國、歐洲及亞洲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澎湃新聞：關於《貝爾格萊維亞（Belgravia）》。您如何萌發這樣一組系列的拍攝，以及影象配文字的表達方式？看起來，有些文字與影象相關性高，有些則不。在讀圖時，文字時而增強了圖片資訊，時而似乎消解了影象的意思。您怎樣看待文字對影象的影響？

凱倫·諾爾：

《貝爾格萊維亞》系列的影象和文字描述了1979年的倫敦，當撒切爾主義開始之時，國際名流和富人群體中階級與權力的百態。貝爾格萊維亞現在仍是倫敦騎士橋哈羅德百貨附近的一片國際化的富人區，有很多外來居民。我的父母曾住在貝爾格萊維亞，這個系列的第一張圖就是一張我的母親和祖母在我們位於朗茲廣場的「小屋」前廳中拍攝的照片。這組照片其實不是僅關於個體的，而是關於群體和他們在特定歷史時期下的觀點的。這些作品都屬於「非肖像」，它們不是爲了迎合奉承或展示這些人的「真實」。照片裡的人都沒有名字，而且會保持匿名。

凱倫·諾爾，貝爾格萊維亞系列，1979-81。畫面文字：我活在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初 我着迷於拿破崙和梅特涅 兩個死對頭。

凱倫·諾爾，貝爾格萊維亞系列，1979-81。畫面文字：我知道有一種美好的婚姻 她喜歡他的錢。他喜歡她的美貌 樂於以此為家中錦上添花。如果我有這樣的婚姻 我就一槍打死自己。

凱倫·諾爾，貝爾格萊維亞系列，1979-81。畫面文字：（左）我要成為一個冷酷的商人 像我父親 像《達拉斯》裡的J.R.。（右）我想做一個眼科醫生。眼睛使我著迷。

《貝爾格萊維亞》描述了享受著特權的少數人的日常生活。從歷史的角度看，上層階級的肖像畫都傾向於迎合奉承。而影象和文字的結合則讓《貝爾格萊維亞》更貼近於諷刺作品，同時沒有丟失它作為攝影作品所特有的強烈的現實主義特點。

凱倫·諾爾，鄉村生活系列，1983-85。畫面文字：滲入隱祕之處探尋自然的奇珍。

這些作品的含義就存在於影象和文字之間：並不是文字在解說影象，也不是影象在解釋文字，而是要由觀眾自己創造出「第三種意義」。文字會減慢觀看的速度，因為我們看完文字後還會帶著閱讀文字獲得的感悟再去重新端詳影象。有一些關鍵詞會被大寫出來，對話會被拆開並分佈在攝影作品的表面上，這些都強化了作品重構和諷刺的特性。被拍攝的人們變成了演員，在和我的合作過程中展示著他們的個性。我們一起選擇服飾，決定在他們家裏何處取景最合適。真的會有一種牽絆在我們之間產生，最後我們都成爲了「家人」。

澎湃新聞：關於《印度之歌》系列。這個系列聚焦印度種姓文化與「他者」的關係。畫面中，不同的動物都有什麼象徵？

凱倫·諾爾：

從2008年開始，我的作品轉向了新的方向，通過攝影聚焦於印度高種姓拉其普特（Rajput）的文化以及它與「他者」的關係。這一組攝影作品通過大幅面數字攝影表現了莫臥兒（Mughal）和拉其普特宮殿、宅邸、陵墓建築中的男性空間（mardana）和女性空間（zanana）。

凱倫·諾爾，印度之歌系列（展覽現場）

在《印度之歌》中，我歌頌了豐富的視覺文化、北印度的創立神話和故事，作品取景主要集中在拉賈斯坦邦，通過那些或神聖或世俗的遺址，去思考種姓、女性以及其與動物世界的關係。建築內部都用仙娜P3大畫幅模擬相機精心拍攝了下來，並採用極高的解析度進行掃描。然後，融合高解析度的數碼和模擬攝影，動物的形象被插入到建築場所之中。在避難所、動物園、城市動物棲居所、陵墓、寺廟和聖地被拍攝的動物，融合進印度文化遺產和嚴格的等級制度之中。鶴、瘤牛、長尾葉猴、老虎和大象，從皇室的寵物到過去女性歷史人物的化身，它們的存在模糊了現實與幻象的邊界，為21世紀重新詮釋了印度經典寓言故事集《五卷書》。

動物的使用是具有寓言性質的，有時它們是《羅摩衍那》中的角色，有時是印度家長制下被禁錮的上層公主。這些動物是在印度被發現的，但是現在它們的生存確因人口增長和旅遊業的爆炸式發展而受到威脅。印度和中國一樣，自然和動物都在急劇減少。我在這裏為保護自然和動物發聲，畢竟這是每個國家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我們有責任為下一代守護它們。

澎湃新聞：關於《寓言》系列，豐富的畫面資訊，讓人多角度理解。您的創作初衷是什麼？

凱倫·諾爾：

《寓言》的想法來自於我對如何根據伊索寓言和拉方丹寓言來解讀歐洲流行故事的思考。有一些故事是以普世的故事為基礎，在那裏面動物代表著美德，這些故事的年代可能比指導我們社會行為的經文還要早。從1986年開始，我就一直會在建築遺產中插入動物的形象，動物在我早期攝影作品《貝爾格萊維亞》內也有描繪，有的以房間中油畫的方式出現。生態學家保羅·謝潑德（Paul Shepard）曾經說過，我們人類實際上是由動物所定義的，它們幫助我們成爲了人類。另外我也對於動物作為「他者」、非人類的概念感興趣，它就是一個蘊含改變的基因的密碼，挑戰著我們之間的邊界。

凱倫·諾爾，寓言系列1，戰爭畫廊 [尚蒂伊城堡]，2003-08

凱倫·諾爾，寓言系列2，

國王會客廳 [香波堡]，

2003-08

然而，動物仍是「他者」，對於被插入的環境來說，它就是外來者。動物不是這件作品真正的主題，建築場所也不是。《寓言》展示給我們的是兩個世界之間無法調和的距離：一邊是原生的自然世界，一邊是文化場所，後者只有在自然具有特定代表意義時纔會允許自然的進入。儘管帶著和平與愛，動物的入侵還是顛覆了場景本身。這件作品強調的就是博物館本身「違背自然」的特點。

凱倫·諾爾和奧利維爾·裡雄，朋克系列，1977

我想晃動世界，看事物表面下的隱祕

專訪攝影師安娜·福克斯

安娜·福克斯

安娜·福克斯（Anna Fox）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攝影師職業生涯，成為該時期一名出色的彩色紀實攝影師。福克斯受到了以保羅·格雷厄姆和馬丁·帕爾等新色彩紀實攝影大師為代表的新英國紀實攝影的影響，對英國人生活中的荒誕和日常進行解讀，創造出的作品是社會觀察和私人日誌的結合體。英國攝影評論家肖恩·奧哈根指出，福克斯的「拍攝物件是平淡日常的」，但她的作品卻深入人心，這歸功於她善於挖掘平凡之中的「荒誕和啟示」。

澎湃新聞：展覽名為「英國新攝影」，英文名是Another way of telling（別樣講述）。首先，請談一談您的攝影觀念，以及您的「講述方式」是什麼？
安娜·福克斯：

「Another Way of Telling」有幾層含義。第一，我們是女性攝影師，在這樣一個由男性主導的行業中，我們的表達就是「Another Way of Telling」。第二，我們開始是紀實攝影師，後來在實踐中慢慢發展出新的講故事的方式，既包含事實，也有虛構，不過虛構也是爲了真實而存在的。我感興趣的問題往往是生活中那些不經常被視作有趣的主題。我對日常生活、當代生活感興趣，尤其是對將要出現的新興事物，而不是那些快要消逝的部分。現代的工作生活基本上都發生在辦公室或者家裏——我選擇了辦公室作為我的主題之一，那時（20世紀80年代）沒有人在拍攝辦公室生活——它根本不被認為是一個主題！但我們其實可以通過辦公室內部的故事看到社會的本質。那個年代領導的政府非常保守，他們支援個人權力，所以也就不存在社羣的概念。我也對現代的休閒生活很感興趣，鄉下的、通俗的（節日和當地劇院）、中產階級的和女性生活中的場景。我想要去探索普通人生活背後的場景。

安娜·福克斯，工作站系列，1987-88。畫面文字：「力量、毅力和精準曾讓他保持在頂峰。」 《商業》 1987

安娜·福克斯，工作站系列，1987-88。畫面文字：「貪婪的夢想滋生著巨大的財富。

」

《商業》 1987

澎湃新聞：您的攝影受到了新英國紀實攝影的影響，對不熟悉這一流派，又對英國社會缺乏體悟的中國觀眾來說，如何更好地理解這些作品？
安娜·福克斯：

我也受到了凱倫·諾爾的影響——諾爾、帕爾和格雷厄姆都是我的老師！這些作品確實是來自於一個有著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背景和觀念的國家，但是我認為觀眾仍然可以去貼近、去理解作品中傳達的想法。在很多有意思的書和雜誌中都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我希望通過在中國展示我們的作品，我們可以有機會通過媒體、通過展覽（《英國新攝影》將會在中國廈門、北京、西安、蘭州巡迴展出）與我們的新觀眾們對話。

理解這些概念不用花太長時間，最主要的是要明白打破傳統概念、接受看待世界的新方式是多麼重要。新攝影運動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打破傳統紀實攝影規則的方式：這種攝影不是懷舊的，也不是很遙遠的；我們的拍攝主題不是窮人或者新聞人物；我們的主題是尋常中產階級的生活。商店、辦公室、休閒中心，你只需要看看自己家外面就可以看到值得講述的故事。同時，色彩也很重要——色彩可以幫助我們講述此時發生在我們面前的事情——色彩是即時反映當下的。另外，把自己當成是作者也很重要。

安娜·福克斯，黑皮特系列，

1994-99

在貝辛斯托克系列中，安娜·福克斯將鏡頭對準了英國看似平凡的一面，也就是小鎮的日常生活。她拍攝的主體是英國的南部城市，貝辛斯托克。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您和凱倫·諾爾女士都使用影象配以文字的創作方式，同樣，有時您的圖文也並非一致。您怎樣看待文字對影象的關係？
安娜·福克斯：

我的作品裏文字和影象的結合都是採用很特別的方式，兩者之間沒有字面上的聯絡。我收集配字的方式和我「收集」（拍攝）照片的方式是一樣的。我會選擇能反映出我對於拍攝主題感受的文字（我也是這樣拍攝照片的）。專案快結束時，我會選擇文字和編輯圖片。我會把它們全都攤在桌子或者地板上，然後試著去找出哪些文字適合哪些圖片。文字和圖片的結合可以創造出第三層含義，即由於文字和圖片的結合而得以放大的諷刺性。這是一種非常微妙的方式，明白影象與文字間沒有字面上的聯絡是很重要的。

我發現這種結合可以創造一種線性的敘述（就像一個虛構的作品或一部電影）貫徹整個作品，這樣觀眾就能理解到正確的故事了（即使實際上的相片拍攝方式和時間之間都沒有真的線性關係存在）。我需要重申的是，我將自己看成是一個講故事的作者，我的故事來自於真實，但是它們是由我講述的。一篇文件和一個紀錄片之間有著巨大的差別。紀錄片一詞是由英國電影導演約翰·格里爾遜創造出來的，他用這個詞來描述他所拍攝的電影種類。一個紀錄片是一個在真實的基礎上由作者所講述的故事。文字總是可以影響影象，這是我們選擇使用它的原因——去創造一種特定的影響和含義——它會改變作品的意義。

澎湃新聞：作為攝影師，您覺得對影像的敏感度是基於天生，還是後天訓練更重要？您是帶著天生敏感直接拍攝，還是先選定主題，再去獲取影象？
安娜·福克斯：

我不相信有人天生就有拍照片的敏感。我相信的是，某些人會有更多動力去拍攝，而成為攝影師確實需要更多的動力，因為這是一個艱難、有時還很孤獨的職業（我指的不是做一個在公路上的孤獨攝影師——那是個我並不感到同情的男性迷思！我的意思是要在攝影的世界裏走出你自己的路，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你必須能承受的住一路上的坎坷挫折，一直前行）。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巨大的好奇心和創造欲，熱愛攝影，有去拓寬攝影邊界的動力，還要非常努力，你才能成為一個好的攝影師。技術可以一直學習（當然你也要敢於試驗新技術），想法和創意則來自於自己；閱讀、研究、聆聽然後意識到你的作品中要表達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這源於真正融入這個世界，源於對外部的觀察和對自我的反思，要用一種開放的心態思考問題。

攝影是一種具有魔力的媒介，你需要去感受這種媒介帶來的快樂，也要理解其虛幻特徵的意義。敏感度會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發展起來——一個人對於事物是會有直覺的反應，但是這種反應來源於你已經知道的東西——知識的廣度和開放程度、理解能力以及求知慾（好奇心）都是重要的要素，它們會創造出你的直覺，並培養出將這些直覺轉化為能夠傳達含義、表達新觀點的影象的能力。在照片裡，世界可以顛倒過來。我作為攝影師，就想要去顛倒世界，去晃動這個世界從而看看事物的表面之下還隱藏了些什麼。我覺得生活就像戲劇，我想要去探索幕布背後（後臺）的祕密。

安娜·福克斯，度假村系列2，天使，2009-11

安娜·福克斯，

度假村系列2（展廳中）

「一模一樣」是在英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之一。安娜·福克斯與安德魯在工作室花費數週拍攝與擺設這些人偶原型。每張照片都描繪了一位前保守黨成員，如撒切爾夫人（上圖，右一）。通過對政治形象的質疑，將這些公眾人物做成一個個人偶，使他們成為文化偶像和搖搖欲墜的現代手工製品，並在照片中產生了一種啼笑皆非的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