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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30日，“小朋友畫廊”籌款項目在互聯網上刷屏，公眾非常關注其募款文本真實性及用途等。 (視覺中國/圖)
不少業內人士表示，問題的出現不應歸咎於技術。 他們希望，除了法律約束外，業內應盡快設立獨立的第三方監管機構，以淨化中國公益行業生態。
2017年10月10日，騰訊公司旗下“騰訊公益夥伴”微信公眾號發布關於“99公益日”配捐時段出現疑似刷單行為的核查說明。
這是時隔一個月後，公益圈盛傳的“刷單”“套捐”等行為被平台方證實。
該說明稱，通過大數據分析、舉報核實等多種調查方式，捐款異常個人賬戶2.5萬個，捐款金額佔配捐時段總捐款額比例約1%;異常行為賬戶捐款受助金額超10萬元 的項目23個;異常行為賬戶捐款受助金額超10萬元的項目，將成為下一步重點調查的對象。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將啟動第三方獨立審計與核查，後續會第一時間公佈審計結果。
上述項目獨立審計後，經核查確實存在違反活動規則行為的機構、個人，騰訊公益平台將依據相關活動規則，永久取消其在騰訊公益平台的籌資資格及所有配捐、激勵;並將其計入 失信黑名單。 情節嚴重涉嫌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騰訊公益還將向有關部門投訴、匯報，以進一步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也將視情節輕重向公眾和媒體進行通報。
刷單者來了！
2017年，騰訊“99公益日”在3天內創下了13億善款募捐總額的新紀錄，但這場盛宴隨即被“套捐”蒙上了陰影。
根據騰訊公益基金會設置的規則，捐贈者每捐出一筆款項，基金會就會按隨機比例配捐，每天募集金額會按基金會為單位進行排名，當日進入前99名的基金組織將有 機會參與“驚喜時刻”活動，由愛心企業按1∶1比例進行配捐，每天額度為666.6萬元。 騰訊基金會披露，參與此次活動的公益組織超過6000個。
2017年9月7日，騰訊99公益上線首日，捐贈人數就超過了538萬，捐贈金額超過3.15億。 但9月8日下午，網絡上爆出有多家基金會的項目組織用賬號操作多次小額捐贈，其中一個賬號前後兩次操作僅隔3秒，公益機構涉嫌“套捐”以獲得騰訊 公益提供的配捐額，令公眾大跌眼鏡。
公益籌款人聯盟執行秘書長葉盈向南方周末解釋了其背後的玄機。 公益籌款人聯盟通過分析發現，公益機構通常會採用“捐贈志願者刷單”“機器人刷單”“挪款套捐”“貸款套捐”等方式來套取配捐額。 其中，“捐贈志願者刷單”是圈內極為流行的“套捐”模式，也是各種“套捐”的基礎。 通常，參與“99公益日”的公益機構負責人會在活動開始前，動用個人資源從捐贈人手裡提前拿到一筆資金，再將其化整為零地派給公益機構員工的親友和大學生 ，以便在“99公益日”活動當天將這些錢分批捐給指定的公益項目，以此法套得騰訊公益及企業的愛心配捐。
葉盈說，有公益機構還會挪用機構款項，或向放款機構貸款，作為“套捐”資金池，並讓捐款志願者以此為資本，用小額多筆地參與網絡捐贈。 待項目完成時，再想辦法從本次募款額度中提款返還，以平賬，或做假賬。 整個過程中，“對於所得資金的來源，數量龐大的捐贈志願者們基本不知情”。
2017年9月9日下午，騰訊基金會宣布聯合安全部門和第三方展開調查。 一個月後，騰訊公益平台公佈調查結果顯示，在“99公益日”期間，捐款存在異常的個人賬戶達2.5萬個，它們均在一分鐘內的捐贈頻率達到至少5次，超出平均15秒一次 的正常範疇，其捐贈筆數為234775萬筆，捐贈金額達七百萬元，所獲配捐為近四百萬元，佔配捐時段總配捐金額的1.26%。 也就是說，公益圈真的存在刷單野蠻人。
“套捐”也是“籌款攻略”?
葉盈告訴南方周末，由於一直缺少及時的外力遏制與相應的懲罰規則，才讓“套捐”獲得了業內的默許，並在3年間迅速升級為公益機構風行的“籌款攻略”。 這揭露出許多草根NGO缺乏資金、“長期飢餓”的現實，不少資金充足的NGO也涉嫌參與。
“這種作假行為突破了道德底線，嚴重的話是突破法律底線。”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對南方周末說，公益機構挪款、貸款“套捐”的行為已是虛假募捐，“這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徐永光看來，若找不到解決“套捐”問題的機制，這或將影響整個公益組織的健康發展。
但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向南方周末透露，當道德問題被引爆時，作為網絡募捐發起者的多家技術公司並不認為有擔責義務。 這位業內人士與國內一家專門資助貧困學生的籌款平台負責人探討過此問題。 對方認為，一般來說，平台建設者只負責提供工具，實現高效募款，“至於這個工具所激發的倫理層面的東西，並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該業內人士還說，目前業內的典型態度，“法無禁止皆可為”。
更引人關注的是，針對“套捐”是否違規，一直以來公益機構也很難達成共識。 公益籌款人聯盟曾在公益圈做過一次調查，58.1%的參與者認為應該嚴格自律，堅決抵制“套捐”，但仍有14.8%的人堅持，公益機構為了生存，使用“套捐” 無可厚非。 “大家都是跑出來爭論一番，但就是誰也說服不了誰。”葉盈說。
但在利益追逐的背後，是規則的普遍缺失、公益的重心失衡，項目執行和管理被極大忽視的現實。 《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7)》主要編撰者楊團認為，當互聯網技術為公益募款帶來巨大便利時，它所引發的問題，這正是中國公益圈當下應該重視和思考的。
瑪娜基金會執行委員會會長張唯對此持相同看法。 他進一步解釋，公益的本質始終都是幫助解決社會問題，在公眾眼裡，“我的錢花得怎麼樣，這是一個必然的問題”。
面對上述問題，多位業內人士在採訪時著重強調了一個立場：問題的出現不能全然歸咎於技術。 深圳信息無障礙研究會創始人梁振宇也認為，這無關乎互聯網技術。
從網絡募捐到場景公益
過去十年，身處變動不居的互聯網世界，越來越多的公益機構在互聯網技術的推動下，走向了演變與轉型的十字路口。
在張唯看來，這場“演變”始於2008年。
那年5月12日，轟然而至的汶川大地震拉開了中國全民網絡募捐的序幕，零星的網絡募捐平台相繼出現。
為了給地震災區籌措善款，壹基金通過“小額公益”十天內在互聯網上籌得5000萬人民幣。 募款最高峰時，10萬人同時在線，成為當年現象級的網絡募捐事件，這一度激起了中國公眾參與網絡公益的熱情。 此後，通過微博發起的公益籌款項目，成為中國公益籌款新亮點。
國際公益學院院長王振耀將2011年視為中國“草根公益”的元年。 以此為發端，從“微博打拐”到“免費午餐”，到2014年關注罕見病“漸凍人”“冰桶挑戰”運動都是“草根公益”時代的典型事件。
相較於現在，“那個時候還不能算已有生態。”專注非營利機構聯繫人管理系統的靈析聯合創始人彭微向南方周末強調，那時“都是一些零星的互聯網公益事件”。
多位業內人士向南方周末分析認為，真正將這股“浪潮”推向高峰的是支付寶、財付通(微信支付)等第三方電子支付平台的崛起。
2012年前後，電子支付平台與手機移動端的結合讓公民個人能方便參與到互聯網募捐中。 張唯表示，這幾乎將整個互聯網公益推上了“快車道”，互聯網募捐自此一路高歌，許多網絡募捐平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2016年11月發布的《中國互聯網慈善》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中國眾籌平台總量已達211個。 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2016年發布的《2015年度慈善捐助報告》，2015年新浪微公益、騰訊公益、螞蟻金服公益、淘寶公益等四家平台共籌款9.66億元。
自2015年發起的騰訊“99公益日”起，三年間，這場公益盛宴也迅速推動著互聯網公益的發展。 通過刺激社交媒體的反應，鼓勵個體捐贈人與社交圈的其他個人接觸，2016年騰訊於18分鐘內就募集了高達4861萬的善款，互聯網平台籌款能力之強令人驚訝。
據《中國互聯網慈善》報告研究發現，目前參與互聯網公益的主力軍是80、90的年輕一代。 2014年冰桶挑戰項目中，90%的募捐者都是90後。 這群熱衷公益的新生力量，也逼使著互聯網公益從募捐這單一的公益方式朝著交互性更強的場景化公益演變。 一時間，網絡尋人、團圓系統、過期藥衣物回收等互聯網公益項目應運而生。
互聯網公益新生態
2012年12月，百度“人臉識別搜索”技術面世。 2016年11月，該技術開始應用於走失人群。 當時，民政部與國內尋子平台寶貝回家為百度提供龐大的走失人群數據，百度人臉識別以此為基礎，進入模型訓練階段。 2017年春節，該系統上線，用戶可以上傳一張照片，與數據庫中照片進行1∶N的比對，最終確認照片上的走失者是否在數據庫內。
百度企業社會責任高級經理盧健說，人臉識別技術可通過識別人面部包括眼、鼻、眉毛乃至更細微部位的共72個特徵，實現跨代識別。 這意味著，僅僅上傳走失兒童父母的兩張照片，就可以在系統裡對比出與走失者相似的照片，其技術優勢在於徹底打破時空限制。
今日頭條和阿里巴巴也先後於2016年2月和5月分別上線了“頭條尋人”與“團圓系統”。 與前者著重尋找走失的年長者不同，後者以尋覓失散兒童為主。
“頭條尋人”項目組向南方周末表示，截至2017年8月30日，“頭條尋人”共彈窗推送了18237例尋人啟事，找到3000人，其中老人佔比高達35%，最年 長的走失者為101歲。 如今，今日頭條平均彈出100個尋人窗口，就有16人能被找到。
但據一位要求匿名的業內人士透露，上述技術均存在缺陷。 百度人臉識別技術的局限在於，它的成敗需要依靠背後龐大的走失人群數據庫，受制於此因素，百度人臉識別在尋人項目上成功的案例僅為兩個。 該位人士說，基於位置服務技術(LBS)推送尋人信息的頭條尋人項目，其缺陷在於推送信息時，很難保證走失者能完全在信息輻射的範圍內，即準確性不足。
除了互聯網尋人項目外，京東公益在物資募捐上發力，京東物資募捐平台自2017年3月上線後，為有閒置衣物、過期藥品、空瓶等物資的消費者提供募捐平台，依托自誕生 以來的物流優勢，將物資輸送到提供捐贈服務、環保再生的公益組織，通過它們實現物資的再分配。
京東公益在回复南方周末時稱，截至2017年9月，京東公益物資募捐平台已與逾60家公益機構合作，累計募集一手、二手物資超過100萬件。
此外，捐步、捐閱讀時間這類交互性極強的場景公益產品也一同湧入公益圈。
“’互聯網+公益’的模式大大提升了普通大眾參與公益的積極性。”京東公益回复南方周末採訪時稱，“互聯網對於公益的滲透力會持續增強，通過科技賦能公益的形式，讓互聯網平台 、捐贈人、公益機構、企業與受捐人逐漸構成一個完整的公益生態。”
技術迭代與傳統公益共同構築的新型公益生態圈裡，公眾見證了募捐平台與公益機構如何依靠這張巨大的網，迅速高效地集納社會資源，也目睹不少公益機構和企業在利益的驅使 下，極大透支對中國互聯網公益信任的上述騙捐、“套捐”事件。
期待監督獨立機構
為此，不少公益機構負責人呼籲民政主管部門應依據慈善法相關條款，懲罰違規者。
張唯認為，業內應盡快設立第三方信用評級機構，該機構應實現從項目籌款、執行到效果評估等全方位的監控與透明。
不過，葉盈對此有不同看法。 她認為，評級機構的設立是可喜之事，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目前，國內已有這類機構，但其信用數據往往只得到業內的認可，其影響力在捐贈人及公眾層面還遠遠不夠。 葉盈說，只有當捐贈人，即資本來源者，真正採信這些數據並以之作為決策依據時，才能證明有效。
她還表示，目前，歐美國家已有指南星(guidestar)網站及看門狗(watchdog)等兩類機構。 前者專做公益業內信用評級，並定期在官方網站上向公眾公佈最有信譽的公益機構，而後者則可根據舉報人提供的線索，對在執行公益項目過程中，涉嫌損害巨大公眾利益的公益 機構組織調查，並向媒體公開調查結果，也為此後司法部門介入調查提供事實依據，構成真正的威懾力。 當然，其前提是必須保證這類網站、機構是獨立的，即本質上要有獨立的話語權及運營資金的來源。
中國距離出現這類機構還有多遠?葉盈說，等中國公益行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可能會有理性的捐贈人願意出一筆錢來資助相關組織設置這樣一個獨立的行業監督機構，否則 ，它們沒辦法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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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臉識別加AI加大數據的尋人技術將更好的幫助每一個人快速尋找走失兒童，老人和弱勢人群，讓科技充滿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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