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再恐同日：美國同性戀運動前史

來源 | 格林威治嬉皮研究公社（ID：GreenwichHippies）

作者 | 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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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新左派運動/學生運動、嬉皮士運動都在1968年達到頂點，那1969年作為六十年代的尾聲，便既是終結，也是開端，女權運動、同性戀運動、環保運動在69年以後紛紛興起，成為七十年代一系列平權運動的先聲。

今天是世界不再恐同日，就講講被認為是美國同性戀運動開端的 “石牆暴動”（Stonewall Riots） 。

同性戀群體在六十年代基本沒有權利。

美國最高法院於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承認了黑人群體的憲法權利，標誌著黑人在美國所遭受的近三百年的歧視在法律層面被禁止；學生運動革新了美國大學的教育制度，一系列保證學生權利的改革措施紛紛出台；嬉皮士運動衝擊了五十年代以來保守僵化的社會環境，拓寬了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權利的界限；而同性戀群體什麼也沒有，什麼也做不了，什麼也得不到（跨性別者、變性人等群體的地位還要低下和邊緣）。

1952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將同性戀作為一種 反社會精神紊亂 列入《精神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四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盛行期間，也是戰後同性戀群體遭到打壓的“高峰期”，各地警察局和FBI都握有相應的同性戀組織的名單，而在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和軍隊，大量同性戀職員遭到解僱…..

所以在當時的美國社會，同性戀者既沒有自由集會的權利，也不允許出入公共場所，言論自由是空頭支票，戀愛不被接受，婚姻更是連想都不敢想。與此同時，在權利缺失的情況下， 他們遭遇到的是 國家層面的系統監督、社會大眾的歧視，以及司空見慣的辱罵、騷擾、毆打，乃至虐待。

一個典型例子是，“垮掉派”代表人物艾倫·金斯堡曾因同性戀傾向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疾病，強制送進精神病院進行了長達數月的 電擊治療 。

不過具體到紐約，情況要稍稍好一點。格林威治村（西村）和東村是兩塊被主流社會包圍的“飛地”，同性戀者和其他LGBT群體大量聚居在兩地，和Beatnik、嬉皮士、藝術家以及各種邊緣群體生活在一起，蓬勃發展的同性戀社區使得同性戀群體得以在艱難環境裡過上相對自由的生活。

而 “石牆”酒吧（Stonewall Inn） 是他們的大本營。

六十年代的“石牆”酒吧

如今的“石牆”

當時在紐約生活著幾百名（公開的）同性戀者，他們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也沒有社會圈層願意容納。行乞、接受救濟或鋌而走險行竊和搶劫，是他們唯一的生存手段。當時“石牆”酒吧的門票費只要三美元，大量年輕人在這裡集會、社交，乃至生活（酒吧允許過夜），更特殊的是，除了同性戀群體，“石牆”對“變裝皇后”（ Drag Queens）、“男妓”（Hustler）、“異裝癖”（Transvestite）和“變性人”（Transsexual）也持接受態度——實際上在整個紐約，“石牆”酒吧是唯一一家不排斥這些最底層、最邊緣群體的酒吧。

那麼在1969年6月27日，那個星期五的午夜，“石牆”酒吧究竟發生了什麼，使得美國同性戀運動最終爆發？

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背景。

當時紐約的同性戀酒吧都不具備是正規營業的資格（紐約州酒類管理局拒絕給同性戀酒吧提供酒精營業執照），所以同性戀酒吧的經營者基本屬於在黑手黨的勢力範圍。而自二十年代“禁酒令時期”以來，黑手黨和警察就形成了一種默契：警察以“執行公務”為名收取“保護費”，酒吧按時繳納以正常經營。

不過兩方齷齪之下，同性戀酒吧雖然得以存續，但不僅環境糟糕，酒水低劣，同性戀者處於弱勢地位也經常受到警察的歧視。突襲檢查就更加司空見慣了。比如“石牆”運動爆發前兩週，警察剛剛關閉了另外兩家同性戀酒吧。

更加糟糕的是，1969年是紐約州大選年，打擊同性戀酒吧、嚴查同性戀身份成為政客慣用的拉票手段。

於是伴隨大選的進行，先是紐約市警察局分管包括格林威治村在內下東區的警察局局長叫嚷著 “把同性戀趕出格林威治” ，後有6月多起警察折磨同性戀事件爆發，同性戀圈子里普遍感受到了緊張、焦灼的情緒。

所在27號午夜，當警察沒收了28箱啤酒和18瓶烈性酒之後，大家都察覺到了某種異常。警察先是讓所有顧客排成一排接受檢查，變裝者被單獨帶到浴室和衛生間單獨檢查，一旦證實即遭逮捕；然後打算直接關閉酒吧。也就是說，讓400多名“生活”在酒吧里的顧客——其中大多數是同性戀——身無分文回到大街上。

六十年代以來同性戀所遭受的屈辱產生的憤怒和反抗精神，終於在某一個時間節點，徹底爆發了。

沒人說得清“石牆暴動”（Stonewall Riots）究竟是怎麼開始的。

當警察突襲檢查“石牆”酒吧後，村里受夠了警察的居民迅速聚集到了酒吧門口。警察帶走黑手黨老闆時，人群爆發出歡呼聲；逮捕三名“變裝皇后”時，不滿的聲音開始出現；而當一個女同性戀被粗暴扔進巡邏車時，人群爆發了。

硬幣、石塊和酒瓶紛紛砸向警察。警察抵住了酒吧門試圖阻擋人群的攻擊，但有人用可燃液體噴向警察，有人猛砸正門，還有人點燃垃圾桶砸碎了酒吧的玻璃窗。

40多分鐘以後，一支“戰術巡邏隊”（Tactical Patrol Force，原本是處理反越戰示威的隊伍）趕過來試圖平息事件，但酒吧門被撞開，人群繼續向警察投擲石塊。更多的同性戀聞訊從村里的其他地方，他們高唱著：

We are the Stonewall girls

We wear our hair in curls

We wear no underwear

We show our pubic hair

We wear our dungarees

Above our nelly knees!

一直到凌晨四點過才逐漸散去。酒吧的門被燒焦，燈被打碎，但當最後一名警察離開“石牆”之後，旁觀者發現酒吧的牆壁上赫然寫著：“正在營業！”和“我們同誌有力量！”這樣的標語。

“石牆暴動”的親歷者Michael Fader後來回憶說：

“我們所有人都感到再也無法忍受這種混蛋處境。沒有人組織，沒有人鼓動，這只是這麼多年的忍耐達到極限之後，在特殊地點特殊地方自然發生的事件。人群中的每個人都知道我們不想再回到過去。這就像我們最後一個救命稻草，是時候要回我們那些一直被奪走的東西了。”

第二天晚上，“石牆”所在的克里斯托弗大街，毗鄰的謝爾頓廣場，乃至整個格林威治村，到處都是同性戀者。

遊行在隨時隨地地進行。

巧合的是，艾倫·金斯堡也來到了謝爾頓廣場，他對《村聲》（Village Voice）的專欄作家Lucian K.Truscott說，這些同性戀者是如此 “美麗” 。

他或許還沒有意識到，一個嶄新時代已經開啟。

聚集在“石牆”的人們

那如果放在 六十年代同性戀運動史 中來看，“石牆暴動”的地位又如何？

實際上之所以稱之為“前史”，就是因為“石牆暴動”並非孤立的事件。在“石牆暴動”拉開同性戀運動的大幕之前，其實已經有一段同性戀爭取平等權利的抗爭史。

1965年舊金山同性戀群體與警察發生的“新年沖突”；

1966年8月發生在舊金山的“康普頓騷動”；

1967年發生在洛杉磯的針對警方搜捕的街頭抗議；

……

美國東西兩岸發生的多起衝突、抗議和騷亂，很大程度上就是“石牆暴動”的預演。只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1965年舊金山的衝突發生之後，同志活動家沒有及時展開大型紀念活動和宣傳造勢，以致錯失良機；66年的“康普頓騷動”發生在性交易頻繁的街區，為正派人士所迴避；67年洛杉磯的抗議則缺乏影響力——使這些事件尚不足以成為標誌性轉折，也難以被同性戀群體繼以當作平權的旗幟。

而“石牆暴動”之所以被認為是開端，恰恰是因為“彌補”了上述事件的缺憾：

民權運動、新左派運動、嬉皮士運動的深遠影響（尤其是1968年的高潮之後，各種示威遊行達至頂點）、紐約格林威治村特殊的反主流文化聖地的地位、大選年的高壓政策、警察執法過程中的粗暴舉動、數量眾多的同性戀群體的集體抗議，以及最重要的，同性戀運動本身抗爭歷史的演進和傳承。

與此同時，經驗不斷增長的同志活動家們已經懂得如何利用事件造勢：“石牆暴動”發生以後被迅速樹立為“里程碑”，並藉由《村聲》等雜誌、格林威治村眾多活動家的傳播進而成為“傳奇”，開啟了六十年代末美國同性戀運動的新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