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播亮新聞
多年以後，00後、10後會想起當今的春晚，或許在微博上吐槽，在支付寶上集五福，會成為他們童年的美好回憶。
公元一世紀，希臘哲學家普魯塔克提出一個悖論：
如果忒修斯之船上的木頭被逐漸替換，直到所有的木頭都不是原來的木頭，那這艘船還是原來的那艘船嗎？
這個命題拿來形容今天的春晚同樣適用。
1983年到今天，春晚導演換了一茬又一茬，春晚觀眾來了一代又一代，甚至春晚這艘大船所航行的時代已經跨越到了又一個戊戌年的歷史三峽，它所承擔的功能卻始終 從未改變。
春晚作為1983年就開始誕生的國家工程，它一直承擔著連接十幾億人的政治使命。 不管價值觀的區別有多大，至少這一晚，它要讓十幾億人在同一個屏幕面前，感受同一份年味。
春晚是技術與傳媒變革的試驗場，也是國家意志與民眾情緒交匯、融合、對話的舞台。
一
1983年，思想領域的保守與改革不斷發生碰撞。 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誕生。
1978年2月6日除夕夜，複播不久的中央電視台恢復播出“迎新春文藝晚會”。 歌舞表演、相聲評書、京劇遊戲成了這場晚會的主要內容。
此後的幾年，“迎春晚會”依舊在播出，不過每年的晚會都是錄播。
1982年11月的一個冬雪下午，時任央視台長的王楓把當時的央視文藝部歌舞組導演的黃一鶴叫到了辦公室，希望把這一年的“迎春晚會”交給他，要求是有 新意、能吸引觀眾。
膽子大的黃一鶴做出了決定：搞直播。 內心忐忑黃一鶴原以為直播方案會遭到挑戰。 沒想到的是，王楓召集技術部門研究後，第二天就爽快地答應了。
事後，黃一鶴才知道，促成這個決定的原因是——沒錢做錄像。 錄像機一個磁頭就要3萬美元，為保證日常節目錄像播出，晚會只能省錢“從簡”。
黃一鶴想挑選老熟人馬季、姜昆做主持人。 結果有人認為，“馬季太俗，姜昆太嫩。”相聲演員格調不高，會使整台晚會流於庸俗。 央視晚會氣氛應該莊重，相聲演員坐主持人偏離傳統，央視的新聞播音員更勝任這個任務。
好在姜昆在當時是優秀青年代表，這套江湖名頭讓黃一鶴可以成功撇開反對聲音。
時勢造英雄，技術與傳媒的變革，與那個左右迷茫又充滿不確定性憧憬的時代交織在一起，把1983年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送上了神壇。
1978年，全國電視機只有100多萬台，絕大部分都是黑白電視，只有少數機關單位或是乾部家庭才能看到晚會。 但是1979年，全國電視機擁有量就達到485萬台，1982年達到2761萬台。
甚至，電話點播節目，也成了這屆春晚的一個環節。
1982年9月22日，第一批共22個投幣式公用電話亭在北京市東、西長安街等出現。 全國的電話用戶已經超過了300萬。
點播的出現也造就了一個至今無法打破的記錄。
李谷一唱了7首歌，被禁播的《鄉戀》也在這台春晚上因太多觀眾點播，被解禁了——春晚現場，五六盤盛滿點播條的盤子遞給時任廣電部長 吳冷西，揭開條子一看，清一色都是《鄉戀》，看得他直搖頭。 考慮再三，最後一跺腳，《鄉戀》還是播了。
晚會結束後，央視受到了群眾來信，稱央視是“人民自己的好電視台”。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經過了近20年的禁錮，審美和獵奇的大閘在一瞬間被拉開。 直播的不確定感以及隨機性給熒屏前觀眾帶來的衝擊力可想而知。
黃一鶴沒想到的是，這個誕生在邊緣地帶的“創業項目”，居然在他手裡一辦就是4年。 甚至從此成為固定項目，至今已經到了第35個年頭。
二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晚，好看不好看，所有人心裡都有一本賬。 但如果你依舊把春晚看成是電視上那台文藝晚會，那恐怕是有些狹隘了。
詹姆斯·卡斯在《有限與無限的遊戲》一書中寫道：
世界上至少有兩種遊戲。 一種可稱為有限遊戲，另一種稱為無限遊戲。 有限遊戲以取勝為目的，而無限遊戲以延續遊戲為目的。
遲宇宙老師在《陳冠華的“五福”》一文中用了這樣的觀點來形容支付寶2016年和2017年“集五福”：
2016年是“有限遊戲”，因為只有少數人拿到了敬業福，對於用戶來說，他們只在乎輸贏，輸贏一旦分明，遊戲便結束了。 而2017年平分數億元紅包，沒人拿到兩三塊是一場“無限遊戲”。 每人都參與的“集五福”正在演變成一種新的年俗。
春晚也像“集五福”，無論趙本山小品上與不上，無論你罵還是不罵，它都是一場35年前延續至今的“無限遊戲”。
它存在的本質不是為了輸贏，而是某種對話與狂歡。 春晚就像是一個立方體，熒屏上的那個春晚僅僅只是一面，但是如果你把微博上、朋友圈里以及各色話題綜合在一起來看，會發現這樣的春晚其實更立體、有趣。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春晚作為國家工程，它也是國家層面的社會關係的總和。
它所容納的社會關係、文化現象、社會反饋，恐怕才是需要審視的全貌。
正如我在《微博+春晚：名利場、碎片化的彌合者》一文中所說的：
點評春晚，甚至比春晚小品相聲更令人發笑。
“點評春晚大會”這幾個字也表達了年輕人面對春晚時的戲謔態度：
他們並非不看春晚，而是依舊在微博上看碎片化的春晚，並且通過微博這些社交媒體去尋找樂趣，發散春晚中的一個個段子和梗。
所幸的是，央視似乎也意識到了互動和參與的重要性。 2018年的春晚，與微博、阿里這樣的企業也有了更深的合作。
在微博上，“看春晚、刷微博”這樣的活動下面設了“整點紅包雨”、“微博聊春晚”、“點亮中國贊”、“春晚段子”一系列板塊。 春晚模仿大賽、直播答題、短視頻內容正在得到更多年輕人的參與。 微博參與，正在得到春晚官方的重視。
春晚和淘寶之間的合作則是延續了傳統的“集五福”以及綁定“親情賬號”這些舉措。
當然，兩種合作還是有些不同。 微博在除夕前將年三十和大年初一兩場“春晚答題王”活動的獎金提高到單場500萬，並且大年初一題目都是來自於狗年春晚，給春晚導流的 意圖非常明顯。
這次導流，顯然是一次雙贏。 獲得了數以億計的反饋。
除夕及春晚期間，微博活躍用戶達到2.2億。 春晚直播期間，討論春晚的微博7577萬條，互動量2.12億次，#春晚#話題閱讀量增加65億。 春晚相關短視頻的播放量達到8.7億次。 點亮#中國贊#活動全民點贊20.58億次。
微博甚至配合春節，在紐約時報廣場扯出了“給全球華人拜年”的巨幅廣告。 給自己剛剛發布的財報“加冕”。
春晚這一系列合作，某種意義上看，是在通過技術手段以及新的傳播媒介擴大春晚的場域與概念。
35年前的春晚，那個物質匱乏的時代裡，人們擠在電視機前，點播李谷一的《鄉戀》，對馬季、姜昆評頭論足。
在今天，人們只是把目光轉向了微博這些社交媒體上，他們依舊在對賈玲、周杰倫解構點評。
這個春晚或許從節目上看，依舊沒有擺脫過去的窠臼，但從媒介手段來看，它卻是無比成功。 在互聯網巨頭的加持下，熒屏外春晚形式的創新，這才是我們真正可以期待的——一如35年前那次直播和點播帶來的參與感那樣，微信支付2015年和春晚的那次 合作，開啟了春晚台網互動的新篇章。
三
今年春晚播出前，央視記者採訪春晚導演楊東昇時，問到一個問題——對網友們的“吐槽”楊東昇是否已經有了預先的心理建設？ 楊東昇回答：“沒事，吐槽都是很善意的。”
2015年，央媒曾發聲說，不吐槽，春晚死。 “不完美”拯救了春晚熱度——社會意識日漸多元、社會話語愈發嘈亂的當下，春晚對體現國家意志、整合社會思想、傳承傳統文化的作用不容低估。 一屆沒有話題和熱度的春晚難以想像。
還是那句老話。
春晚作為一種慶典儀式就其本身來說代表著某種的立場，它是一種宏大敘事，是權威話語的展現舞台。 而比春晚更“熱鬧”的“後春晚”的網絡輿論則更像一場大眾的狂歡。
在這裡，人們遵循的是自由的法則，他們盡情地解構，恣意地嘻笑怒罵。 在話語狂歡中，權威被消解，制度化的結構被棄置一邊，“插科打諢”代替了“正襟危坐”，各種詼諧、戲謔的表達互相交織。
公眾號“浮士德”說，飽受詬病的政治化、國家主義、宏大敘事與除夕夜的全民狂歡並不違和：
白雲黑土《昨天 今天 明天》不政治麼？ “糧食大豐收，洪水被趕跑；百姓安居樂業，齊夸黨的領導；尤其人民軍隊，更是天下難找”，在嘻哈中完成了嘻嘻哈哈，也沒人覺得多不合適。
套用這句話來說，微博、淘寶、支付寶今天所做的事情不也是國家主義、宏大敘事的另一種手段，但你似乎也並沒有感覺到違和。
多年以前，80後對春晚最美好的回憶，可能就是一家人整整齊齊坐在電視機前看完最後的《難忘今宵》。
多年以後，00後、10後會想起當今的春晚，或許在微博上吐槽，在支付寶上集五福，會成為他們童年的美好回憶。
春晚一直就是技術與傳媒變革的試驗場，技術與傳媒變革在這幾年中執行力度眾人可見，作為國家意志與民眾情緒交匯、融合、對話的舞台，它也遲早會接納更多內容。
春晚倚靠著國家意志以及春節這個中國人揮之不去的歷史IP，不管怎樣，每一年都能夠形成現象級的社會討論。
這場“無限遊戲”，總會如同年夜飯一樣，一直持續下去，直至節目內容髮生另一次35年前的改變。
#專欄作家#
吳俊宇，微信公眾號“深幾度”。 獨立撰稿人，人人都是產品經理專欄作家。 關注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以及數碼家電的產業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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