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播亮新聞
中國新聞周刊封面：中國人的春節密碼。
不管其他的節日怎樣被虛度，不管長長短短的假期怎樣被「宅」與「消費」浸染，華夏子民，無論身處我們地球的哪個角落，總是對農曆正月初一——「春節」有著不可替代的記憶和期盼。
這個綿延2000餘年的華人「大節」，曾經被我們的民族賦予太多的寄託，國運的昌隆、家族的凝聚、神靈的護佑?100年前，當新生的共和政府改傳統農曆的元旦為春節至今，一個世紀的滄海桑田，中國經歷了太多的戰亂、革命、運動和變革。舊風俗的消失、新風俗的確立，世俗和物質主義的盛行，使得春節，這個中華民族最為重要的節日在當今一些人心目中，也變得平淡，不復記憶中的厚重。
近30餘年來，空前未有的大變革讓中國人經歷了歷史上少有的大範圍遷徙流變。一代、兩代、三代的中國人，離開自己的父母之鄉，在外面的世界打拚、奮鬥，尋求機會、財富和成功。在21世紀又一個十年開始的新春之際，我們停住匆匆的腳步，回顧、追念那些曾被我們疏遠、遺忘的家庭、先輩、家族的足跡，希望在血脈的追憶和凝聚中，重建我們個人、家庭、家族的心靈家園。
無法確知，這種對個人、家庭、家族先人的追念是否是可以重新賦予春節以獨特人文標識的傳統資源，還是只是一代人漂泊之後的慰藉之法。但已經看到的是，春節、家庭足跡的追尋、先人的追念、祖先的拜祭，也許可以讓我們這一代飽經漂泊、誘惑的心靈得到慰藉、溫暖和皈依。
一代中國人的家園足跡
30餘年來，中國人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流動和遷移，規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廣，超過中國歷史任何一個時期。在此過程中，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在經歷著斷裂與綿延、故鄉與他鄉、漠然與眷戀?
這是四個城市四個家庭的故事，卻是一代中國人家園足跡的寫照。
北京
蔣高明：在故鄉與異鄉之間
蔣高明已經知道了自己將往哪裡去，現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從哪裡來
1985年9月，剛剛考上中國科學院植物所研究生的蔣高明把戶口從濟南遷到了 北京，以那個時候為起點，他戀愛、結婚、買房、生子，做了超過25年的 北京市民，從一個怯生生的學生慢慢變成了植物所的首席研究員。在漫長的時間中，蔣高明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 北京，但自我介紹的時候他卻還是習慣說：「我是山東平邑人。」
今年春節，蔣高明打算帶著家人回平邑過。父親至今仍生活在沂蒙山下那個叫蔣家莊的小村裡，70歲了，還是閑不下來，在地里種點花生、山藥、生薑??
蔣高明曾多次把父親接來 北京，但老人過不了多久就會在 北京的高樓中想念自己村裡寬敞的平房，想念他那依然燒著柴火的土灶，父親是平邑縣蔣家莊人，這一點已經永遠不可改變。而蔣高明正在讀大三的女兒，卻已經成了徹頭徹尾的 北京人，說話帶著京腔，溫馨動人的童年回憶是春天的北海而不是蔣家莊里的金線河。蔣高明有時候想給她講講家鄉，但永遠是說者有意、聽者無心。只有蔣高明，被時空尷尬地卡在 北京與平邑之間，不管身處哪裡，他都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在故鄉，還是異鄉？
漸行漸遠的家鄉
蔣高明第一次真正離開家鄉是在1981年，17歲的他考上了山東大學生物系，這是村裡第一次有人考上了重點大學，遠遠近近的鄉親像看大熊貓一樣過來圍觀。被熱熱鬧鬧地圍觀了一個夏天之後，他獨自一人來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個大城市：濟南。
濟南顯然不是他的家鄉，蔣高明哪裡都不敢去，因為去哪裡都要花錢，他總想回家。第一次放寒假，晚上五點的火車，因為怕錯過列車，蔣高明早上四點就起了床，然後坐在候車室里痴痴地等啊等。那段如今開車只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路，那個時候要在火車上坐十幾個小時，沒有卧鋪，火車走走停停，又總是誤點，沿途疲憊不堪，但他還是想回去，想把在城市的見聞告訴家人和村裡的小夥伴們，他們中的大多數，連火車都沒見過。
但是真地回到家鄉，蔣高明又開始感覺這些那些的種種不適，村裡怎麼什麼都沒有？他漸漸覺得，自己就像路遙小說《人生》中的高家林，他與家鄉，已經漸行漸遠。
從1989年到2002年前後，蔣高明幾乎沒有回過平邑。1985年，他考上了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然後又順風順水地繼續讀完了博士，他從大城市濟南到了更大的城市 北京，生平第一次坐了地鐵，一號線車票一毛錢，人不多，不像今天的一號線要猛吸一口氣才能擠上去。他出國待了一段，有兩次春節都是在國外過的，在這13年中，他忙著結婚、生孩子，在競爭激烈的中科院里提副研究員再到研究員，壓力大得讓人很難有閑情愁緒，除了在家的父親，他甚至很少想到家鄉。
一直到2002年，他被山東省評為「泰山學者」，在科研需求的刺激之下，他被重新喚起了對家鄉的情感。蔣高明開始思念村裡高高的樹林和窄窄的金線河。小的時候，他在金線河裡游泳，在河邊沙灘上抓鳥抓知了，他說「如果真的一直不回去，可能就慢慢淡忘了，但是我又不甘心」。然而等到他闊別多年後回到家鄉，卻發現又什麼都和記憶中出現了偏差：村子多了個臭烘烘的養殖場，大樹被砍得差不多了，金線河再也不是那條清澈見底的小河，村裡人說，現在連喝的水都已經發苦了。
2006年，蔣高明在村子裡辦了一個「弘毅生態農場」， 名字來自《論語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農場里種幾十種生態蔬菜，養牛養鵝養雞養狗，還養蝗蟲給雞吃，他父親也過來參觀，但是怎麼都不理解：「種菜怎麼能不用化肥不打葯呢？」
大家族下的寂寞家庭
想到今年能在村裡過年，蔣高明有點兒說不出的興奮。很多個春節他都是在 北京過的，鄰居們互相不認識，所謂過年就是跟全國人民一樣看看春節聯歡晚會，放幾百塊錢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通亂響。前幾年他們還去去廟會，但是越逛越覺得沒意思，「不就是買東西嗎？」他記憶中的春節不是這樣的，春節應該跪下來給老人磕頭拿壓歲錢，村裡以前有個老陵，蔣家所有祖先的墳地都在裡面，年三十的時候村裡每個人都會去燒紙，正月十五則是去點燈，把胡蘿蔔挖個洞，放上花生油，插根黃草棍就成了一盞燈，燈火在每個墳頭上閃爍，燈前則是跪拜著和先人們說說話、祈求來年幸福的村民。
蔣高明並不那麼明確地知道屬於自己這個小家庭的墳都在哪裡，他知道的祖先，只到了「打過日本鬼子」的爺爺輩兒，再往前數，他就有些糊塗了：他們是更早時候的遷徙者，在四五輩之前曾經舉家遷到別的村莊，到了父親這一輩才又重新選擇歸來，真正的近親們都沒有跟著過來，在看似一個龐大蔣氏家族的庇護下，卻是他這個小小家庭的孤單。最近村子裡有人在張羅著重修族譜，把家家戶戶的來龍去脈都搞清楚，蔣高明興高采烈地打算湊進去幫忙，他已經知道了自己將往哪裡去，現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從哪裡來。不過他也有點迷茫，「老陵早被平了，現在都是農田，現在回去還想點燈，也找不到墳頭了」。
蔣高明知道，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應當是「父母在，不遠遊」，然而現實看起來已經永遠不可能回歸到那樣的程度，蔣家莊也就不到一千人口，卻已經走出去了一百多人，離開的人，都沒有再回來。他覺得自己比別人幸運，起碼工作可以允許他兩地奔波。在村裡他蓋了一棟三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裝上了抽水馬桶，屋前屋後種了二十多種樹，洋槐，蘋果，李子，楊樹，雪松，銀杏，他想像著到他退休那一天，他能常常回去，坐在院子里看著故鄉，而身旁已是大樹參天。 (記者/李靜睿 記者錢煒對此文亦有貢獻)
上海
樊陽：父母在哪家就在哪
從華南至華東，從東北至西南，世代遷徙流轉之後，樊陽不知道自己是多少代孫，但沒有父母的地方，終不是他的家園
2011 年1 月20 日，江西九江火車站，兩名回家過年的乘客冒雪趕車。
即將到來的兔年除夕，樊陽的小家還是沒法團聚。他早早地告訴妻子，今年要回陝西過年，「其他都可以隨便，但這個沒得商量」。讓他頭疼的是火車票，哪怕只買得到一張，他也寧願將妻子和10歲的兒子留在 上海，孤身一人出發。
年過七旬的老母親至今住在陝西咸陽。不久前，母親還給他打來長途電話，因為兒子最近出名的事兒。2011年1月，為學生免費舉辦人文講座長達20年的 上海市高級教師樊陽，因媒體報道而從默默無聞變為廣受推崇。
聽說兒子一晚上接待五撥記者，母親在電話里一邊是高興，一邊是擔心。末了，是一聲嘆息：「說這些有什麼用呢？你們全不在我身邊。」
流徙的家族
1969年8月，樊陽出生於四川廣元。他的父母都是北京電子管廠工人，因大三線建設隨著單位遷入大山，母親在風塵僕僕到達廣元後的第三天便生下了他。
廠里職工來自五湖四海，說的是普通話。而樊陽的父親，偶爾會在家裡說起「魚凳子、魚凳子」(音)，樊陽一直困惑，那把獃頭獃腦的木凳子，為什麼會和魚產生關聯。
後來找到答案，父親其實是 上海人，年輕時在一家收音機行做學徒，公私合營後報名去了北京，在那裡遇見原是北京滿族人的母親。父親所說的「魚凳子」，其實是指「圓凳子」。
父親還告訴樊陽，樊家祖籍在浙江奉化溪口鎮上，直至樊陽的太祖父年輕時來到 上海經商才定居 上海。如果繼續回溯，在溪口的這一支樊氏，又是早年從更遙遠的廣東與福建兩省邊界遷來的。
樊陽恍然大悟。他意外知道為什麼姐姐們取笑他「返祖」了——他個子不高、眼睛大且深，看上去確實更接近閩粵人的相貌。
從華南至華東，從東北至西南，世代遷徙流轉之後，家譜散佚，樊陽不知道自己是多少代孫，甚至「連太祖父在 上海做的是什麼生意，也沒有人知道了」。
現在，樊陽成了四川人。然而，父母所在的廠礦又與四川若即若離。它沒有便利豐富的日常生活，也沒有紅火濃郁的年節氛圍。它既不是農村也不是城市，是讓樊陽深惡痛絕的、父母晚上吵架的細節在第二天成為鄰居談資的熟人社會。
1980年3月，樊陽的父親調入陝西彩色顯像管總廠，舉家遷至陝西咸陽，進入另一種更加龐大、與城市更接近的廠礦生活。「我要脫離這個環境，要走出另外一條路」，他下定決心。
這個心愿，直到樊陽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後仍不能實現，而是回到了咸陽。1995年底，樊陽遠在 上海的姑姑牽線，為他在一家學校謀到教職，樊陽才真正走入 上海。
26歲的輪迴
初到滬上，父親顯得比樊陽更為興奮。剛上計程車，父親就給妹妹打電話：「我在26歲離開 上海，現在我的兒子26歲終於回到了 上海。」語氣里是滿滿的驕傲。
樊陽卻感到一絲失落。他不得不輪流借住在姑姑、叔叔等 上海親戚家逼仄的門廳或過道里，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黃昏時遙望著高樓里的點點燈火，感慨著沒有一盞屬於自己。
在 上海，他第一次知道不同部位的豬肉原來有著不同的名稱和價格。問路時，熱心的 上海人告訴他最高效的公交換乘線路，連需不需要過馬路都計算在內。「合算」，他覺得這句口頭禪便是 上海人最明顯的特徵。
到 上海的第一個春節，他沒有回家。感受到城市年味兒的寡淡，他開始懷念咸陽的社火。「咸陽大街上全是人。踩的高蹺都是兩米以上的，走上十幾二十公里。無論多遠，你也能看見那些”文官武將”。」
這也是他最想家的一年，「就是骨肉分離的感覺。給他們(父母)打電話，還要裝著特別高興，其實你心裡特別難過。他們也是一樣。」
直到三年後，樊陽分到一套50多平米的小房子，才將父親接來同住，在 上海安下了家。這位有著濃重 上海情結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後兩年常去尋訪兒時居住的仁慶坊。回家就跟樊陽說，他怎麼找到了一位瘸腿的老鄰居，打聽到其他人的消息??
「 上海就是他的根。他離開 上海的時候，肯定希望能闖一片天地，但是他後來是越來越潦倒」，隨著年歲漸長，樊陽越來越理解他的父親。父親去世後不久，仁慶坊為配合地鐵4號線建設而拆遷，樊陽還趕著去看了最後一眼廢墟。
故鄉在遠方
對 上海的眷戀，樊陽遠遠沒有父親深。他尋訪的故鄉，是四川廣元與陝西咸陽。他曾回去過一兩次。廠子遷走了，變得整潔而安靜。家裡的桃樹不見了，院子長滿了草，搭棚也沒有了。咸陽社火沒人踩，一些廠礦甚至規定過年不能放鞭炮了。
「過年只剩下在家裡的感覺，而你的父母在哪裡，你的家就在哪裡」，儘管已在 上海定居15年，他仍堅持回到陝西，陪健在的母親過除夕。
樊陽10歲的兒子管懷懷偶爾抱怨父親不與他們一起過年，樊陽只說「你還太小，不明白」。懷懷出生在 上海，不過登記籍貫時誤報了樊陽的出生地。樊陽有時跟兒子開玩笑，「你看，你也是四川人！」兒子當了真，急忙爭辯：「不是，阿拉是 上海人！」——兒子說的，已經是樊陽妻子教的 上海話了。
懷懷也不相信樊陽憶苦思甜時說的那些故事。樊陽說那時沒有肉、沒有蘋果、沒有酸奶，懷懷偏不服氣：「你吹牛！」
樊陽感覺，包括兒子在內的 上海下一代，已經不懂春節的儀式了。他們不知道除夕前要把餃子包好，把地掃好，過了十二點必須開燈。除了看春節聯歡晚會，他們不知道還可以做些什麼。
於是，他借著教授初一語文課本中「故鄉情思」章節的機會，布置了一個「尋根」調查。學生們在做過一個家庭祖輩、父輩的訪談後，有家長反映說，這似乎是孩子第一次理解「懷舊」與「思鄉」的情感價值。
「至少他們應該感受到，中國人以家庭倫理為核心的生活方式，是他們應該保留的根」，樊陽說，「雖然我自己的故鄉好像一直在轉移的過程中，但是我有一個覺得幸福的地方，你會對具體的故鄉有所淡化，但是對祖國和民族，感受就特別深。在我心裡，一個永恆的故鄉永遠在。」(記者/陳薇)
廣州
郭少達：「根」的漂移
「我們實際上沒有土地歸屬感、城市歸屬感。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也許只在我自己的精神世界裡。」
郭少達一直沒有拍過真正意義上的全家福——幾十次新年，他們一家從來沒有聚齊過。他甚至覺得，這個願望在有生之年很難完成了。
2007年3月1日（農曆正月十二），汕頭澄海區隆都鎮南溪村的村民，集中在村裡「趙姓家廟」祠堂前的場地上進行社日的祭拜活動。
他記得的家族年夜飯，從四五人至二十多人不等。包括他在內，郭家八位子女自孩童時起便隨著父母遷徙分散、各奔前程，現定居於廣東、湖南、河北、香港等五地。於是，去哪裡過年，便成了一個幸福的煩惱。
郭少達今年同樣苦惱了很久。起初是不知道在哪裡過，是留在 廣州自己的家、或是湖南益陽妻子家，還是湖南長沙的大姐家。
最終勝出的，是那個亘古不變的答案，「老人在哪裡，我們就到哪裡」。母親今年在大姐家，郭少達便決定回湖南。不過，操心的事兒更多了，擔心母親的心血管病會不會因寒冷潮濕複發；擔心如果回家探母的兄弟姐妹太多，大姐肯定手忙腳亂；也擔心自己和女兒，習慣了溫暖多雨的 廣州氣候，會不會像之前某次一樣，才開車趕到益陽，就被低溫和冰凍逼得打道回府。
鄉音已改
1973年農曆年三十的下午，河北省邢台縣南石門鄉的一處四合院里，站滿了郭家老少三十多人。院子正中擺了一把條椅，端坐在上的是輩分最高的、郭少達的父親和大娘(即父親的大嫂)。14歲的郭少達沒有見過這般陣勢，只是站在一旁。
在城市長大的郭少達顯得很是扎眼。他穿著一件母親特別訂做的藍色棉衣，是帶著小毛領的夾克樣式，外面還罩著一件大衣。而與他同齡的村裡孩子，不合身的外套積著灰塵污垢。
這時，他突然嚇了一跳——全院子的人呼啦啦全跪下了。「跪下、跪下」，有人對他使眼色。郭少達不肯，只是漲紅了臉，「這是幹什麼呢？沒有這個習慣！」
他甚至覺得，正在進行這儀式的父親也不太習慣。父親儘管出生於此，但7歲時便跟著父母逃荒，沿途乞討至北京。隨後，父親被收留進熊希齡先生創辦的香山慈幼院，18歲時投身革命，解放後在湖南、廣東、北京先後任職，上世紀60年代初定居湖南益陽。
從益陽回邢台的路上，有當地人問他父親要去哪兒。父親說回老家，河北邢台。那人不信，「你滿口的北京話，哪裡像河北人了？」
河北邢台的年糕是紅色的，摻著棗泥與高粱；湖南益陽的年糕是白色的，糯米做的。在邢台，小孩還能上樹上房，一起鬨到別人家要零嘴吃，氣氛比城裡熱鬧得多。「很溫馨、很新奇、很興奮」，這是讓郭少達大開眼界的一個春節。
這也是他第一次跟隨父親回到祖籍過年。父親去世後，他想，很可能也是最後一次了。
似曾相識
「一號線」，這是郭少達記憶中的名字，曾是從毛主席的家鄉湖南開往首都北京的列車。19歲時，郭少達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坐著它來到北京。
「傍晚六點鐘，正是夕陽西下，我們進入北京城，那麼莊嚴和神聖」，郭少達開始了他人生中「滿是希望與陽光」的大學時代。
他其實出生在北京。1959年，父親正任國務院水產部海洋漁業司司長一職，他作為最小的兒子呱呱墜地。不過，兩年多後，父親就申請調回湖南益陽，全家離京南遷。
重回北京，郭少達發覺這座曾經生活過的城市有著熟悉的氣息。他在湖南依稀記得一種奇怪的味道，卻始終未探尋到什麼蹤跡。當他從中國人民大學坐公交332路，途經北京動物園，猛然發現記憶中的味道正是來自於這裡。或者，他走進北京圖書館，一種 似曾相識的感覺讓他猜測，或許父母也曾帶他來過。
從大學時起，他才感覺，湖南益陽的新年越過越安穩。此時，父母年歲漸長，其他兄弟姐妹各自安定，郭家80後也陸續出生了。
他曾經習慣的春節，是身為革命幹部的父母下鄉蹲點或是參加運動，不能回家。湖南風俗中的四喜丸子、紅燒豬腳、熏魚熏肉等大菜沒人會做，只有大姐準備的一些小菜，可以讓回家的兄弟姐妹們頭碰著頭一起吃到碗底朝天。
好在動蕩已經過去。上大學時，郭少達家裡有了花生和瓜子，父親會包白菜豬肉餡餃子。晚上，一家人圍在火桶旁，搭了棉被脫了鞋，暖乎乎地閑聊。而在湖南，鬧元宵、逛花燈、地花鼓重新恢復。郭少達1982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進入《湖南日報》，在工作上大展拳腳。1987年，他結了婚。
上世紀80年代，整個中國春意漸濃。
逆流而上
由於母親是廣東人，郭少達懂粵語。1991年，他成為《湖南日報》第一個派到省外的廣東記者站記者，幾番曲折後，他轉投《信息時報》，2001年下海經商，正式定居 廣州。
「我到廣東各地去走的時候，感覺是沿著我家族的長河 逆流而上」，郭少達不斷發現，他的父親在半個世紀前曾在同樣的地點工作。父親曾任中共華南分局粵中區黨委副書記，解放後在廣東開展土改，建立新中國基層政權。
當他來到江門海關，他便記起父親接收江門海關的舊事：一個精通英語的「土八路」，是如何讓勢利官僚們心服口服的。當他去美國採訪亞特蘭大奧運會，在小旅館偶遇一位掃落葉的中國老人，細聊之後發現老人居然曾是父親的部下??「這些常常使我感到很親切」，郭少達說。
他常把母親接到 廣州，一起過年。家人都喜歡 廣州的花市，有種平民化的溫暖與喜慶，「氣氛比益陽更濃烈，可是生活更恬靜舒適」。
偶爾，他會回想這五十多年的顛沛流離，人生在不經意間被劃分得如此清晰。十多年的童年動蕩，京城四年的青春陽光，湖南十年的意氣風發， 廣州二十年的安定自在與酸甜苦辣。如今，又是一個新的十年。
「我們這兩代人離開了土地，鄉土、宗法觀念很淡薄」，郭少達感慨說，「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也許只在我自己的精神世界裡。」
他如父輩般桀驁，只是少了些時代裹挾，多了些自主空間；而他的女兒正在學習服裝設計，目的地是法國巴黎。「從父輩到我的孩子，心很野，這點是相同的」，他笑著說。
有了這樣的共鳴，他堅信女兒不會忘記家族的歷史。「就像我不會忘記父輩走過的路一樣，它不需要刻意追求，因為，這是客觀存在的。」 (記者/陳薇)
成都
廖志林：遠離祖先也就遠離了皈依
「搞清楚你的家族是什麼樣的，很多慾望就會得到遏制，人會很滿足。」「尊崇祖先，實際上是在找自己是誰。」
2006年1月29日（農曆正月初一），北京一次廟會上的舞龍表演。
如果這會兒在老家，一準已經吃上枇杷了。42歲的廖志林想。
每每年關將至，他都感覺回家的鼓點越敲越緊。
可這裡是 成都，枇杷要再過四五個月才能上市。在這裡，太陽是稀客，好容易抓到它露頭，人們都要搬出桌子露天喝茶，曬著，不顧冬天的濕寒。哪像老家，人都「黑黑的」，受盡太陽的寵愛。
從 成都出發一路向西南，坐14個小時的火車，1個小時的汽車，1個半小時快艇，再1個多小時的汽車，然後走上幾十分鐘，就到了廖志林的老家——四川省攀枝花市鹽邊縣國勝鄉。離鄉23年的時間，冠以形容家鄉的辭彙從「窮山惡水」變成了「風景優美」，也讓他從農村娃子變成省會市民，可他還是認為，能回得去的自己才是真的自己。
讓青春投奔都市
聽老輩人說，廖志林的父親祖上來自樂山市井研縣，走茶馬古道來川滇邊界做生意，路上土匪多，到了這個少數民族混居的山溝溝里就回不去了。於是安頓下來，運用從外面帶來的「先進文化」，開染坊，經營酒作坊，也曾一度富裕。後被土司剝削，錢財余少，田地無幾，只剩幾間大瓦房，依著這，解放後，廖家的成分被定為「富裕中農」。而廖志林的外公曾是頭人，母親家族在當地顯赫一時。
廖志林出生在「富裕中農」的大瓦房裡。母親是農民，幾乎不識字；父親先在鄉政府里做廚師，後來在學校里做校工，轉成正式員工後便成了工人。廖志林小時候上山採藥，站在山上向外看，一座連著一座，「綿綿無絕期」，老也望不出去——從攀枝花出來一路走到樂山進入 成都平原，才能把山走完——「外面的世界」在缺乏素材的想像中凝結成一個空洞的「美」字。
唯一具體的畫面是從電影里看到的：一群人騎著自行車，到紅綠燈全部剎住，齊刷刷地把腿腳放下。這幾乎是廖志林童年裡對城市的全部理解。
鯉魚跳龍門的飛躍是在1987年的夏天實現的。發榜的日子，廖志林從鄉下走到縣城，在去學校的路上遇到同學，對方告訴他錄取通知書到了，「好像是個本科」。
「我當時一下子就抑制不住笑，真是，打心眼裡的，不知道為什麼，就這麼笑著去的(學校)。」
這年夏天，廖志林和他的另一位同學成了全縣在恢復高考後頭兩個考上重點大學的人。
離開家那天，他背上行李——一床被子、一張床單、幾件細軟——就獨自出發了。走到縣城了，父親才追上來見他一面，算做送別。
大學生廖志林從此告別了鄉村，告別了那些個逐日取暖的冬天——冬日的早上，廖志林會和小夥伴們一起追著太陽取暖，從山頂一路跑下來，陽光曬進教室才去上課。
遷徙開始了，家鄉一點點變小變遠，長長的休止符打在親切自由的日子上。
大學畢業後，廖志林被分配到華西醫院，在 成都安定下來，事業一路向上，剛逾不惑就已位至這家大醫院的中層幹部。作為華西醫院黨委宣傳統戰部的部長，頭頂「一官半職」的他成為鄉間口傳耳聞的「傳奇」，也寄託著鄉親們來大城市求醫的希望。
到 成都來找廖志林看病的同鄉，本來陌生，但看著長相，他也能八九不離十地說出來人是「老誰家那小誰」。廖志林樂意為同鄉們提供幫助，他總想著自己沒為家鄉做過什麼貢獻，這種幫忙找床位幫忙挂號的行為，也算是對生養自己的土地的報償。
「回去」的途徑
廖志林對家鄉依然保留著尊崇和迷戀，尤其在如今每天打電話打到聽筒不敢緊挨著耳朵的生活狀況下，他更加熱愛「回去」所獲得的踏實和放鬆。「回家過年」對廖志林來說，正是尋找自我的機會。
「春節回家，串親戚，找朋友，實際上是找到我的過往。」
尋根問祖的途徑不僅在鄉親的眼光里，也在祭祖的儀式上。大年初一早上起床，吃過湯圓，時間一到，每家就拎著上墳所用——酒、肉、紙錢、鞭炮——出門了。廖志林的父親吆喝一聲，大家就出發去本家族的那片墳山。
在祖墳前，燒紙，燒香，擺酒肉貢品，之後一大家子論資排輩地依次跪著向祖宗磕三個頭，一炷香燃盡便開始放鞭炮。
「我們那有一條河，河的兩岸有平地的地方就有人住??山不是太遠，河谷兩岸，也就一公里半公里的樣子，大家可以看到：”那家的人回來了””他家是不是很多人？”人越多就越說明子孫興旺嘛。鞭炮放得越響，說明經濟狀況越好，像比賽似的。」
一陣陣炫耀性的熱鬧在正午時分給祭祖儀式畫上句號。
「走這麼個儀式，實際上是一個認同，找到自己是誰。」
基於這個原因，廖志林覺得「在城市裡年的味道沒有農村裡好，就是因為沒有祖墳啊??沒有皈依了，你找不到了??不像是這片墳山是我們家的，我們家的第幾高祖、曾祖就埋在這。沒有那種感覺。雖然城市裡面也很熱鬧，也會組織一些(活動)，但是城市裡人的感覺(就不那麼對)。」
廖志林也會帶著兒子參加祭祖的儀式。1998年，兒子一歲半的時候，廖志林第一次帶他回老家。鄉親們議論著：「哎呀，這家人添丁口了。」年年探親，大伙兒看著這個小男娃一點點長大，都始終固執地以「老廖家的第幾代人」視之，從來「不認為他是 成都人」。廖志林很認同，「我要讓兒子回到老家去，告訴他，”你是從這出來的”??你有能力的時候不要忘掉這些地方，尤其是農村的孩子出來的，忘掉自己的家鄉實際上就忘掉了中國的基本環境。」
回家喚起了廖志林最淳樸的生活體驗：「有時候回到家裡面真想就不走了，舒服，花不了多少錢，不需要你去掙取多大的功業。」可是，呆久了卻「又想回到沸騰的生活裡面」「過了年以後，我們還要趕到工作崗位，甚至想到美國，想到倫敦去。人總是在這個循環往複的矛盾中??」
不論在這組遷徙的矛盾中，哪一方面更佔上風，尋根的意義總在那裡：「搞清楚你的家族是什麼樣的，很多慾望就會得到遏制，人會很滿足，”我已經比他們好很多了，不要貪得無厭。”??我經常告訴自己，你現在做的事，是命運把機會給了你，你就要做好，要感恩，做事也會淡定許多。」(記者/張蕾)
追尋遠去的先人
春節尋根問祖的背後，是民間對自我身份的追索、是對宗族親友的探尋、是對教化傳統的綿延、是社會重構的表現?
「大年」的意義
中國人在正月初一這天過了兩千餘年的春節，如今，人們開始重新為春節尋覓信仰
民間至今將春節稱為「大年」，言下之意，法律意義上的新年——公曆1月1日只是「小年」，真正的年非農曆正月初一莫屬。
這自然是傳統使然。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2年)開始以夏曆正月初一為歲首，從此中國人都是在農曆正月初一過新年的，只有四次例外，即王莽初始元年至地皇四年(公元8～24年)、魏明帝青龍五年至景初三年(237～239年)改以十二月為歲首，武則天載初元年至聖歷二年(690～699年)、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年)曾以十一月為歲首。而在太初元年之前，夏曆、殷歷和周曆的歲首都不同，秦始皇統一六國的當年起又以十月為歲首。也就是說，從公元前102年開始，中國人有二千餘年時間都是在農曆正月初一過年的。直到中華民國成立，才改用公曆，以每年1月1日為新年之始。由於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宣統皇帝尚未退位，北京和北方仍奉清朝正朔，那天稱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全國範圍廢舊曆新年到1913年才實行。但民間舊俗難改，民國2年7月袁世凱下令以農曆正月初一為春節，放假一天，自次年開始施行。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決定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採用公曆紀年，確定以公曆1月1日為元旦，農曆正月初一為春節。
本來，新年首先是一個政治性節日。中國曆來重視紀年，新年是一年的開始，也是皇帝每一紀年之始。新年的慶祝是對除舊布新、國泰民安、國運昌隆的祈求，要舉行一系列重要活動，如元旦大朝會，各地上報戶口、收成、治安等政績，祭天，祭太廟等，新皇帝繼位後一般也要到下一個新年才改年號，中央到地方各級衙門節前要封印封門，停止辦公，節後才開封啟印正式上班。新年也是財政年度的開始，或者是以新年為統計標準的。國家法定紀年變了，春節已不具有政治意義。
但春節的信仰意義卻沒有隨著政治意義的消失而改變，儘管一次次受到「破舊立新」「移風易俗」和新文化的衝擊，特別是文化革命的致命打擊，卻在民間不絕如縷，改革開放以來還在逐漸恢復。
春節的傳統信仰集中於兩個方面，即敬天和崇祖。
歷代帝王以天子自居，相信君權神授，受命於天，得天命方能得天下，治天下也離不開天的保佑。在諸神中，天的地位最高，在一年最重要的節日中祭天是最重要的活動。民間沒有祭天的資格，但同樣敬天，並祈求天的庇佑。不過天不會降臨平民百姓家中，而是派不同的神執掌不同職能。對家庭來說，最重要的是灶神(灶君、灶王爺)——平時守在鍋灶旁，掌一家禍福。每年臘月二十三，這位保護神兼監察官要回天上述職，所以要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送灶(神)。貢品中必須有粘性的糖，以便粘住灶神的嘴巴，讓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財源茂盛是普遍需要，據說年初五是財神爺的生日，接財神自然越早越好。還有門神，為使他忠於職守，新年前要將新的門神貼在大門上。
如果說敬天的活動多少帶有敬畏和功利的心態，崇祖則主要是慎終追遠的傳統。先民一直認為人死後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即使有人相信死後會重新投胎，但他們的靈魂依然會回來。所以對祖先的祭祀和貢獻是經常性的，季節性的，而最隆重的一次是新年前後的祭祖——家庭的和宗族的。在農業社會，新年正處於秋收以後的農閑季節，既有充分的時間與人力準備和操辦，也有豐盛的酒水食品作為祭品。由於祖先的靈魂只能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合才能回來，家庭的全部成員必須在除夕前聚集，一起祭拜。否則不僅是對祖先的不敬不孝，還可能得不到諸神庇佑，甚至招致上天的懲罰。相比之下，合家團聚以及節日的吃喝玩樂還是其次的。這就是遊子無論貧富貴賤，都急於在除夕前趕回故鄉的原因。萬不得已在外過年的人，也必須遙祭祖先，但總彌補不了不能合家祭祖的缺憾。
當祭祖被當作封建迷信破除後，春節只剩下家人團聚和吃喝玩樂。隨著生活的改善，平時都能吃喝玩樂，過年已沒有什麼吸引力。一旦外出務工者在城市定居，加上信息和運輸的發達和高速交通的普及，合家團聚將失去魅力，春節也不再是唯一的選擇。
春節還會有信仰意義嗎？如果有，還是敬天崇祖嗎？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從全國、全世界各地回家過「大年」，似乎已經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各自不同的回家目的，顯然並非全部出於對傳統新年的信仰。這不能不使我們憂慮，也值得我們期待。文/葛劍雄
潮汕子民：尋求祖先的護佑
他們背井離鄉，定居於「省尾國角」的潮汕，唯一保留下的，只有他們的信仰和對祖宗的懷念
汕頭市潮陽區外，枯草四野，能看到有幾座十幾厘米高的「小房子」低低地趴在野地上，邊上插著幾炷香，剛點上沒多久，騰起一縷縷的青煙，在無風的冷空里直直升上去。當地人說，這是有人家要蓋新房，向土地神祈禱。
1月20日，農曆大寒。照例，這是一年中最冷之日，但在這南方的海邊城市，一切都還溫暖，清晨的野地和屋檐，連寒霜都不見。
如果不是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煙花和炮竹的硫磺味，以及村落四處可見的一地碎紅，真讓人以為，這是小陽春的三月天。
這裡是潮陽區銅孟鎮，距離汕頭市區30多公里，原本是一個獨立的縣城。在熟知汕頭人文歷史的人眼中，這個區的祭祖和民俗很有特色。
「省尾國角」的子民
許教詩迎面走來，這個73歲的老人系著一條藍圍脖，周身收拾得體面，精神矍鑠。
他是鎮上老人組的一員，當他走在村子裡時，他的長者風範彰顯無遺，無論男女老幼，都會恭敬地向他頷首微笑，而他則顯得低調內斂，一貫回以微笑。
老人組是潮汕地區特有的鄉民組織，在當地方言里，被喚作「老大間(屋)」，由有威信的老人組成，每每在村級重大事務中發揮作用。他們是鄉村社會裡宗族和鄉約的「守護人」。
潮汕地區，狹義上僅指潮州、汕頭、揭陽三地轄區，即俗稱潮汕三市，廣義上則又涉及汕尾、梅州等地，所謂大潮汕。這個地區，歷來為粵東、贛東南、閩西南的商品集散中心。
三面背山，一面向海，中間圍出來的這片潮汕平原，又常受到颱風和地震的襲擊，危機感總伴隨左右。於是潮汕人無論是在家耕作，還是乘「紅頭船」(船頭漆紅)闖海營生，都會焚香祈福，試圖從祖先和神靈那裡獲得護佑。
在古代，中國的政治版圖，這裡是遠離朝廷之地，同時又去省會廣州頗遠，潮人所以會自嘲為「省尾國角」，也因此成為了中原人的避難之地。秦末、南北朝、宋末、明末等幾次大規模移民高潮，成了潮汕子民的主要來源。這些人背井離鄉，唯一能帶走的只有他們的信仰和對祖宗的懷念。
許教詩不會說普通話，一口潮汕土話，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農曆新年時，村子裡將會有一場盛大的游神祭拜活動。
村子裡，無論男女，都在忙著。
許教詩說：「忙年，越忙這年過得越有滋味」。並且，這個村子裡很多人家都挺富有，「也有這個資本去忙」。他望著這個村莊，露出很滿意的笑容。
「忙」有時也是個技術活。在潮汕的鄉村裡，一些有技術的人，能比旁人忙出新意，忙出生意經來。
比如許先亮。
當許教詩躊躇滿志介紹自己的鄉村時，許先亮開著小車趕了過來，他指著河裡人偶花燈說：「我做的。」
許先亮是潮陽區銅盂鎮勝前鄉的農民，只讀到小學三年級就輟學了，他的父親是村裡老人組的理事，從小他就耳濡目染，跟著父親忙碌於祭祖游神籌備事務。
祭祖游神有一個保留活動，名叫「賽桌」。在空曠之地，一溜擺開方桌，桌上擺滿貢品，貢品上要疊上各式剪紙工藝品，桌上還要擺放手工人偶、動物等。
19歲時，許先亮和弟弟許先雄利用機器原理，讓那些玩偶活動起來，從此被當地人稱為「活人燈」。
大寒前一天，相鄰的村莊請來劇團，擺上舞台，唱了一夜潮劇，而許先亮製作的「活人燈」也閃爍了一夜。
遵循祖宗規訓
許教詩走路時，腰板很直，步伐也快，每年村子裡的紅白喜事，或者清明、新年的祭祖游神，都需要這些老人組出面張羅，沒有一副好身板和雷厲風行的做派，是很難勝任錯綜複雜甚至瑣碎的各檔子事務。
他說，在他們這個大村裡，有六個老人組的分社，村子裡凡年老者，都自願自覺加入，然後推選出合適的幾位主事者，名為理事，負責各項事務。
在過去的很多年裡，許教詩操持著村莊的祭祖，而他自家，也會在特定的日子，給祖上上墳祭拜。
私祭和公祭都是不可缺少的。對於許教詩一家來說，無論離開汕頭多遠，心裡頭都會記著祖宗的規訓，凡事不敢亂來。
而每年回鄉祭拜，則成了許家子弟每一個人的精神回歸，許教詩的一位親友說，漂泊在外，人在江湖，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什麼事情都會出現，極端點說，即便在外與人打了一架或者大吵了一回，回到屋子裡，也會對著家鄉的方向，在心裡尋求祖上的護佑。
「你看過李連杰演的電影黃飛鴻吧，那麼大本事的人了，在外闖了禍，得罪了人，受了委屈，回到家裡，也要跪在祖先的牌位前拜一拜。」許教詩的家人說，這就是一種寄託。
把自己寄託給祖上的冥冥保佑之中，會看得開一些，遇事也平和一些。
幾位浙商老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次和潮汕商人談生意，總感到一種特殊的氣場。
許先亮也算個生意人，他說，自己做「活人燈」生意，在四里八鄉的村民看來，是個實在人，每次做買賣前後，他會去祠堂燒炷香。
此刻，村子裡那條主幹道兩側，每隔半米就豎立起一根三四米高的竹竿，這些竹竿如同房子的龍骨，共同挑起一片長長的「屋頂」，那「屋頂」其實是由無數個小紅燈籠掛在絲線上組成的，期間還有星星點點的彩色小燈泡，如一張巨大的蛛網，從村口開始，一直鋪陳進村內。
天空落下一點小雨，這條幾百米長的水泥路，濕漉起來，映著高高掛起的那些紅燈籠，泛出委婉的紅色光澤。
行走在這些村落之間，才發現，這樣的開門禮，是各村幾乎約定俗成的風格。唯一不同的是，每個村都會在村口掛出展示自家特色的對聯和喜氣洋洋豪氣衝天的對聯和標語。
村子裡，每逢清明或者春節，都會有很多陌生的面孔進進出出，或是異性兄弟前來拜訪，或是五湖四海的同宗族人前來認祖歸宗，祭奠祖先。所以，進入臘月後，土狗們各自撒歡，懶得再叫。不時從某處傳出炮竹炸響之聲，然後就是濃濃的硫磺味，或者隨風飄過來的當地潮劇的咿咿呀呀的唱段。
「聚起來，唱起來，熱鬧起來，潮汕人不習慣冷清的新春。」當地人說。
村落之間，如同比賽似地，鞭炮聲此起彼伏。
許教詩不時扭過臉來解釋，這個村子都是許家人，許家人的祖上是朝廷的狀元，更要熱鬧一點才有面子。放鞭炮這樣的小事，都是各家自己的主張，老人組就不過問了。
「其實所謂老人組這個稱謂，不過是文革之後才興起的叫法。」汕頭社科聯主席、民俗專家陳漢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前，比如民國和更早的年份里，他們這些老人不過就是一村一鄉的祠堂主事人，現在一般是老黨員在做事，和村黨支部的關係很微妙。
祠堂地標
祠堂是一個村莊繞不開的地標。
在許家村，先後建造起來的祠堂就有四五座，最早是村民集資興建，後來，一些人外出經商賺了錢，就回來張羅著新建祠堂。
有民諺說：「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愛行闖天下的個性使潮人遍及五湖四海，故有「三潮汕」說，即「本土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海內又一潮汕」，而恰巧三個潮汕的人口也都在一千萬左右。
許家村有一戶，兄弟3個都在外地經商，無論多忙，祭祖的日子總不會錯過，記得有一次，老大的一宗生意談到關鍵，恰逢老家約定的祭祖日子，他便和對方說，緩幾天再說。但對方不同意，認為他不認真為商，「為了那個虛無縹緲的祭拜，浪費商機，值得嗎？」對方不解。他回答，值得，潮汕商幫如何能遍布海內外，最重要一點就是祖上傳承下來的規訓和為人之道經商之法，不能圖一時之利，忽略了祖上的蔭澤。
總之，「就是不能忘本。」許教詩說，若是哪家人誤了回鄉祭祖，那麼以後也不會受到同鄉同宗的尊重。要知道，潮汕商人全國各地都有，各行各業都是，消息傳播很快，會斷了最終的財路，「人家會說，你連祖宗都不在乎，還能在乎什麼？這人不會可靠。」
當地幾位宗族的老人說，無論幾個潮汕，本土潮汕始終是數千萬潮人根的所在，而海內外難以計數的潮州會館(同鄉會)正是連結這一血濃於水的親情的驛站。
正式的祭祖日，一般是在每年農曆的春分或秋分舉行，故常有「春秋二祭」之說，也有在農曆三月三或九月九舉行，或者別的約定俗成的祭拜之日。
到了這天，各地的潮汕會館就如同毛細血管的末端，血液陸續迴流，他們的心臟，就是一個個建在家鄉的祠堂。每年祭祖之時，族人們包車回鄉，道路擁塞，機票難求。
根據陳漢初整理的資料顯示，潮汕人崇拜的神明大致有6種類型，分別是自然崇拜、歷史人物敬佩、各地的行業神、各姓族神、宗教崇拜、傳說諸神。而其中自家的祖宗最為之所依賴。
衣錦還鄉修祠堂，這是挺長面子的事兒。村子裡目前最大的一處祠堂，是幾年前一個在北京做房地產的同宗商人修建的，聯排好幾間大屋子，前後好幾進院落，祠堂前還修了一個幾千平米的廣場，種滿了冬青松柏之類寓意吉祥的草木。村子裡的老房子保留了人們對生活最初的細緻追求，祠堂更是集大成者。
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祠堂落成那天，該商人居然請來了京城最有名的一位女歌星，大擺筵席，唱了一出大戲，一時風光無限。
走進那座大祠堂，許教詩說，你看，那堂里的柱子都是包金的，而內庭里，四壁掛著名人書寫的詩文祖訓，門壁間有名師雕琢的花鳥蟲魚，十分精巧。據說這片祠堂造價不菲。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里，皇權不下鄉，鄉村中的宗族和祠堂維繫著宗法社會的方方面面，圍繞祠堂這個建築坐標，老人們的聚集則成為一地的精神坐標。不過，解放後，黨委會進入村莊，事情就有了變化。
其實鄉民們還是念舊，平日燒香或者祭祖大多會去原先那座祠堂。祠堂里擺著香案，供奉著祖先的神像，如同一個廟宇。
大寒這天，許家宗族祠堂里來人不少，燭光搖曳，煙氣裊裊。一對年輕的父母帶著三四歲模樣的女兒來此祈福，大人虔誠地跪拜，焚香，叩首，進貢。那穿紅衣的小女孩則有些不耐煩，獨自圍著燃燒滴蠟變成奇怪形狀的一組燭台跑來跑去。而在祠堂的另一處，一個女人正站在祖先神像跟前，喃喃自語??
有河穿過村莊，河面上已經擺上三組電動控制的花燈，有神仙人物，有龍虎圖騰，閃爍著五彩的燈光。
河邊的人家，有些精壯的男人，正在將幾根長竹竿打磨光滑，據說到時候祭祖能用得上。這早不是農忙時節，村民每天最大的心思，都放在春節祭祖和游神祈福上了，在村裡的河邊青石板上，幾位小媳婦正在拿著搓衣板洗衣服，「乾乾淨淨過年，清清白白祭祖」，這是祖訓。
這個村莊還有一個共同的偶像——媽祖。許教詩說，濱海而居的人，都離不開媽祖的保佑。他們視媽祖為共同的祖先，法力無邊的神靈。
許教詩站在一尊媽祖像前，點上香火說，很多年前，村子裡颱風和海嘯不斷，媽祖就請來了一位能人，教大家驅風避浪的方法，重新建設村落布局，讓族人安逸生活，這樣的福澤，村民們口口相傳，祖祖輩輩傳承，誰也不會忘記。
「不能差」的祭祖
許教詩拍拍許先亮的肩膀說，「最近有啥新點子？今年咱們村得搞出新意，上個月，隔壁某村搞了一場盛大祭祖呢！」
許教詩所說的那個村，今年是「大祭」，小祭年年有，屬於常規動作，大祭則隔幾年一次，各村時間不同。剛剛過去的臨村大祭，與上一次時隔四年。
在這裡，祖先往往被神化，祭祖也與祭神難解難分。
鄰村祭祀還特別製作了現場光碟，全程錄下了祭祀過程。
當天，穿著古裝的男女，臉上塗著脂粉，有的抬著牌匾，有的扛著「活人燈」，孩子們也打扮一新，提著花燈，一路跟著隊伍遊街。
遊街是祭祖的前奏，長長的隊伍，分成幾個部分，打頭的，是幾十輛轎車組成的車隊，車身掛著V字形的紅綢帶，插著五顏六色的小旗子。車隊緩慢前行，所有的車都閃著雙跳燈，當夜幕初降時，遠遠望過去，連成一排光帶，照亮鄉村。
那些年輕人們，有的拿著二胡，有的端著鑼鼓，一邊走一邊敲拉，臉上塗著厚厚的脂粉。
遊街過去，隊伍就會走進祖祠里，跟著老人組的老人們，下跪磕頭，對著祖先塑像和高燒的紅燭祈福。
穿著馬褂，頭戴瓜皮帽的老人們，命令禮生誦讀祭文，在祭文聲中，全村大小，按著輩分，先後再來叩拜祖先。
祭祖結束之後，把祭品中的豬、羊肉，按參祭人數每人均得一份，叫頒胙肉。
村莊所在地有一大片工業區，生產女性內衣，在村莊和工廠之間的公路兩邊，隨處可見高高豎起的廣告牌，上面印著身材火辣的內衣模特。
平日，年輕人從工廠出來，走在這些美女之下，想的最多的，是怎麼利用好僅有的閑暇時光。一位青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老實說，什麼祭祖啊遊街啊，還要化妝，塗彩，無聊得很。」
但即便如此，村莊是老人的，是家長們的，這些稚氣未脫的孩子無法拒絕參與其中。
許先亮準備了很久，他們幾乎全家動員，在自己倉庫里做了兩根巨大的盤龍柱，掛著彩燈，他想到時候拿出去展示，和村人一起向祖宗致敬。
這個創意讓許教詩連連稱是。
相比而言，年齡更小的孩子，就顯得歡樂很多。他們大多以班級為單位，在老師的帶領下，跟著一輛改裝後的鑼鼓車，邊遊街邊表演。
許教詩說，那個鄰村做得確實不錯，「但我們許家村，也不會差」。他帶著記者去村落的學校。
如今是寒假期間，學校的禮堂和操場上，隨處可見排練的隊伍，那些不同年級的學生，各自為陣，恰如鄰居前幾日祭祖錄像上那樣，敲鑼、拉二胡，以及敲腰鼓。
敲腰鼓的都是三四年級的小學生，在那不停地重複一個敲擊動作，跳來跳去，滿頭大汗，但指揮的老師並沒打算叫停休息，只是不停地大叫：「用力，整齊，快！」
在這大喊與蹦跳中，2011的春節開始光臨。 (記者/劉炎迅）
尋根問祖大槐樹
洪洞大槐樹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符號，成為眾多華人對家族綿延的共同記憶。
火車哐當哐當地靠近洪洞車站時，車廂里一陣騷動，有人熱心地指著窗外說：「看，那就是大槐樹。」對於不遠千里專門來看一棵樹，年輕人往往覺得好笑，而年長者會語重心長地教導：「那可是祖先的故鄉，是尋根祭祖的地兒。」
點點綠意妝綴的如傘樹冠，兀自在寒風裡搖曳，鉛灰色的樹榦顯得格外粗壯。在火車上就能看到的這棵樹，其實是用水泥和樹脂澆築而成，它在洪洞古大槐樹的不遠處，和後者一起坐落在洪洞縣城古槐北路的大槐樹尋根祭祖園裡。
洪洞古大槐樹處，是明初50年大規模移民運動的集散地，被億萬華夏子孫視為「老家的象徵」。那棵漢植大槐樹連同當年的廣濟寺，早被汾水沖毀，僅有民國初年的碑文明示「古大槐樹處」。
但大槐樹下尋根問祖的腳印，卻越來越頻密。
共同的祖地
眼看就要過年了，范忠義最關心的，就是如何把祭祖融入春節，讓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也熱鬧起來。
范忠義是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他在1996年12月接手了當時還是事業單位的洪洞縣大槐樹尋根祭祖園。從那時起，他就親眼目睹了每年來祭拜大槐樹的人從十幾萬人，到二十幾萬人，再到三十幾萬人的突破。
不過，作為億萬華人心目中的祖先根脈，范忠義認為這些數字並不算多。他希望，到2015年底時，來祭拜大槐樹的能超過70萬人次。「移民後裔尋根祭祖的願望非常大，對老祖宗的虔誠意識非常強烈。」范忠義說，「我們作為老家的人，有義務給他們提供一個(祭祖)場所。」
對這種尋根問祖需求有感知的，不只是當地政府或范忠義所在的公司，當地人早就習以為常。這些年，經常有外地人在洪洞出沒，他們操著山東音、帶著江蘇腔、甩著河北調、說著河南話，甚至分不清到底是哪國語言。對他們而言，洪洞大槐樹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符號，成為很多華人對家族來源的共同記憶。
洪洞縣誌辦主任張青，在將近30年的研究中發現：在明初洪武至永樂的50年間，從洪洞大槐樹下出發的移民始祖至少涉及到1230個姓氏，其中政府組織的移民運動就有18次，涉及到漢、蒙、回、滿四大民族。
這些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東、北京、天津、陝西、安徽、江蘇、甘肅、寧夏、廣西、湖北、山西等18個省(市)區，600多個縣。而後經過歷代轉遷，大槐樹的移民又遍及全國乃至海外，「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樹移民的後代」。張青進而認為：「明朝洪洞大槐樹移民，無論從時間上，從地域範圍上，從組織規模上來說，無疑是中國移民史上的頂峰，是中國歷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這並非張青的一家之言，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在為1991年1月出版的《山西移民史》作序時，就曾寫到：「在中國移民史上輻射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移民發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樹了。」
儘管有眾多移民後裔如此精確地把祖地確定在一棵樹附近，而且演繹頗多，但實際並無正史記載可供資鑒，可以確知的是，在幾百年的歷史演進中，「洪洞大槐樹」成為很多華人(尤其中國北方省份)的共同身份認同。正如流傳已久的民諺：「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鸛窩。」
心繫大槐樹
馮張村的張覺敏，是當地一家國營造紙廠的退休工人，他像往年一樣並不急著置辦年貨，就連堂屋的神祗也卷得嚴嚴實實。但與以往過年不同，他現在多了對江蘇豐縣的牽掛。1月21日早上，他向記者展示自家珍藏的兩本家譜時還忍不住感嘆：「人家比我們記載的詳細多了。」
張覺敏今年62歲，掌管著馮張村張氏家譜。他所稱的「人家」，指的是2008年3月18日早上，他迎來的從江蘇豐縣過來尋根的張大彪等張氏家族11人。張覺敏仔細考查對方1770年修的張氏家譜，並與自家1938年續修的家譜對照後發現，二者記載的方位、距離和遷移時間正好一致，進而確定兩地張姓本是一家人。
對於張大彪等人回來尋根，張覺敏並不意外。他從小就知道張氏族人早年移民外遷的傳說，他家珍藏的家譜也記載著，先祖在明朝初年已經遷出過半，主要遷往山東、河南、河北等地。
張覺敏得知，張大彪等人到達洪洞後，尋根祭祖的第一站就是大槐樹。他們先在大槐樹尋根祭祖有限公司查資料找線索，而後根據洪洞張姓居住點資料和新老地圖一一下鄉考證。由於家譜記載非常詳細，甚至具體到「山西省洪洞縣縣城南十三里許」，張氏最終成功找到同根本家。
「雙方非常高興，激動萬分。」在張覺敏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出，這次尋根成功讓張大彪等人圓了多年的心愿：「六百多年的願望已經實現，了卻了歷代列祖列宗及族眾一片懷念故土的心。」
隨即，豐縣張氏與馮張村張氏以同根同祖之親進行祭祀，並從始祖墳取根土帶回豐縣歡口鎮水坑窪村張氏家祠供奉。
像張氏家族這樣回到洪洞尋根的，並非特例。2002年10月1日，江蘇豐縣劉家營劉氏家族的三位老人，隨身帶著明萬曆十四年(1586年)修的劉氏家譜來到大槐樹。他們期望能夠在洪洞找到同宗，把家譜的源頭續上。儘管遍訪洪洞相關的劉氏家族，他們也沒能找到有直接聯繫的線索，最後只是推斷出與縣城一家擁有木質譜系圖的劉氏家族可能存在關聯。
儘管尋根者眾多，更多的人只能回來看看大槐樹。1994年春天，一位在泰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老人，帶著全家老小來到洪洞大槐樹下，全家在大槐樹下合影后，老人讓孩子們從槐樹上折下一小枝，夾在隨身攜帶的相冊里。1995年8月，3名多年旅居馬來西亞的華僑專程趕到洪洞縣，共同為大槐樹獻上了一隻大花籃。 當地人都知道，這些年回來尋根的人越來越密集了。洪洞縣誌辦主任張青，從1982年參加工作起就不斷接到全國各地寄來的信件。他們紛紛講述當地流傳的大槐樹傳說，甚至懇請協助查找他們先祖生活的村莊，「每個月都有好幾十封信。」1月21日上午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張青特意關掉手機：「每天都有好多電話從全國各地打進來問這問那。」
成功找到同根本家的江蘇張氏，一直和張覺敏保持聯繫，偶爾還會電話相互問候。2009年農曆十月初一，江蘇豐縣張氏家族舉行宗親祭祀大典。張覺敏應邀前往參加，雙方約定每3年共同祭拜一次：「就是為了追溯歷史，紀念始祖及列祖列宗，教育子孫後代不忘祖先！」
然而，對於更多的移民後裔來說，老家或許就只是一棵大槐樹。
春節的心事
農曆臘月十六這天，偌大的大槐樹祭祖園裡遊客不多。穿著一身西裝的范忠義，正在辦公室里等待從北京來的旅遊規劃專家：「下一步我們將要計劃實施三期工程，就是在祭祖園的後門，計劃搞3000畝地，投資3000億，搞成大明風情園。」
為了發展旅遊業，2005年時，大槐樹公園由事業單位改製成企業。「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融資，企業的融資渠道快一些、活一些。」
范忠義並不避諱移民後裔回來尋根問祖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但春節並非尋根祭祖的高峰期。為了吸引遊客，范忠義和同事特意策划了一個以祭祖為主題的許願卡活動，他甚至打算，在正月初一各家各戶拜神祗敬祖宗的時候，要帶領員工在古大槐樹處舉行一個內部祭奠儀式。
根據當地習俗，祭拜人需要先凈手正冠，然後敬香叩拜，並敬獻年饃、餃子、水果、酒、帛等貢品，同時鳴炮。在尋常人家裡，除了祖宗牌位或神祗外，正月初一需要祭拜的還有天地爺、財神爺、灶君爺、菩薩和門神等，貢品也隨祭拜對象不同而各異。
但是許多年輕人已經不太清楚這些祭拜儀式，尤其在城市裡，春節和平日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
「年味淡薄了，沒有年文化了。」說起日益寡淡的春節氛圍，69歲的樊端生不停地搖頭。這位文學藝術愛好者，同時還寫得一手好書法，他已經買好了足夠寫300副春聯的玫紅紙：「親戚朋友鄰居的，我全包了。」其實，洪洞縣城街頭巷尾的鋪面上，此時已有春聯福字在賣了。但在樊端生看來，買的沒意思，「誰家的春聯就應該寫誰(家)的事兒。」
洪洞的春節是從臘月二十三開始的。二十三過小年，要吃餃子；二十四打掃房屋；然後是趕集、買年畫，寫對子，做年食子，等等。
「特別是年三十，貼對子掃院子炸餡子，一家人其樂融融。」如今退休在家的樊端生，整天和老伴守著空蕩蕩的大房子，格外想念闔家團圓的過年氛圍：「過年本來是一個團圓的日子，是團結、歡樂、和諧的節日，現在很多就省略了。」
春節不僅是親人團聚的重要日子，也是祭拜祖宗強化家族人倫關係的一種儀式。「拜年就是祭祖。」在樊端生的記憶里，正月初一，孩子起床要先給自己家裡的大人拜年，然後家裡大人和小孩一起到祖宗牌位和神祗前磕頭。與「大槐樹」不同，「這個祖是可以看到的祖，可能是五輩祖六輩祖或者十輩祖。」樊端生說，「尤其是才過門的新媳婦，必須要在初一拜神祗，然後拜父母。」
拜神祗前，一般還要先給家裡供奉的各路神仙「獻點兒」(貢品)。祭拜對象不同，貢品也各異：用寓意全家高壽的「糕」和寓意順心的「松疙瘩」拜天地爺，用寓意招財進寶的「財籃」敬財神爺，用「灶山」敬灶君，用「兔兒」敬土地爺。
根據傳統，洪洞人拜年需要遵循的禮數是：初一在自己家裡和村裡，給本家族拜年；初二未成年的男子給姥姥舅舅等拜年；初三結了婚的男性則要去丈母娘家拜年；初四給姨姑拜年，初五不能出門，初六七看親戚。
「然後就開始鬧社火過十五，敲鑼鼓、舞獅子、耍龍燈。」樊端生回憶以前過年時候的光景，不時比劃著：「開始先在村子裡鬧，再到鄉里、縣裡，還要到市裡、地區上去鬧。」
不過，很多事情都變了。不到臘月二十，樊端生家已經開始大掃除了，他還準備了過年可能會用到的小米、黃豆和綠豆。寒假到了，孫子們也都住過來了，但兒子女兒並不跟他一起過年。
在這移民尋根之地，春節之際，樊端生感受到的卻是親人遠隔的孤單。
對此，洪洞縣文化館館長王春亮還是抱有期望。他希望在根土文化深厚的洪洞，人們能夠更珍視傳統，讓這些傳統改變春節的落寞。
眼下，王春亮正趕著在放假前安排好春節期間的文藝表演活動。除了當地的傳統節目外，王春亮還想邀請一些周邊縣市的特色節目，比如寓意求水的「背冰」。
「年前主要是拿方案，文化館的人下去摸底，初三、初四開始啟動，初六時所有節目都要全部啟動。」大部分是成熟項目，王春亮並不擔心，4月上旬的尋根祭祖節則讓他感覺責任重大：「參加的人多，活動也多，正月十五就要開始排練。」
對於活動的舉辦，王春亮早已駕輕就熟，但何時讓春節再有他心目中的樣貌，他卻沒有答案。(記者／楊正蓮)
從春節祭祖到社會良治
商業未必沖淡信仰，有時恰恰相反，祖先崇拜恰是人們對商業性社會人情淡薄、保持共同體意識而創生、維持的一種文化、社會機制。
人是否必須有某種超越性信仰？無此信仰，健全的社會秩序有沒有可能維繫？這是古往今來所有哲人思考的終極問題。而中國上一世紀的歷史，為思考這個命題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素材。
傳統中國人是有強烈的宗教信仰傾向的，因而形成了至少四種類型的信仰體系：第一類是天道信仰，它帶有強烈的政治性，通常由最高統治者祭天。由此又衍生出一些與時間、空間有關的信仰，比如祭祀名山大川。中國人的節日也多是依據天道信仰被分配在一年的不同時間節點上的。春節就是依據天道信仰確定的最為重要的節日。
今日所說的春節，在一百年前共和國建國之前，被稱為「元旦」。「元」字在古代具有相當神聖的意義：《春秋》經文開首謂：「元年，春，王正月。」漢儒何休解釋說：「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正月是十二月之始，元旦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元旦如此重要，則一年中最為重要的祭祀活動都在此期間進行。中國人的第二類信仰體現為民間信仰、基於萬物有靈論的神靈崇拜，比如門神崇拜、灶神崇拜、財神崇拜等。春節期間，人們會祭祀這些神靈，祈求幸福。中國人的第三類信仰是佛教、道教這樣的宗教，春節期間也會有一些宗教性活動。
不過，對普通人來說，春節期間最為重要的宗教活動還是祭祀祖先。祖先崇拜是中國人的第四種信仰。這種信仰起源甚早，宋明以降，已形成今日人們所看到的祖先崇拜的各種禮俗，以春節為重頭戲所在。筆者所記憶的年俗中，就包括祖先崇拜。長輩會拿出祖先軸卷掛起，正月初一早上，要跪拜祖先。此前有祠堂，則祭祀祖先的儀式更為隆重。
這種祖先崇拜，乃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一種重要機制。肉身的生命是短暫的，生命的消逝是令人恐懼的。如果死亡是一了百了，那生命就沒有任何意義。而不能感受到生命之意義的個體，必然對自己的生命不負責任，進而對他人的生命不負責任，對社會不負責任，社會秩序將因此而潰散。
對於並不信仰絕對的上帝的中國人來說，祖先崇拜讓必死的肉身獲得了永恆性。祖先崇拜意味著人們相信，自己的生命是從遙遠的祖先那裡傳承下來的，又將向著未來傳承。這樣，個體就突破了當下時間的局限，置於從過去到未來的永恆的時間之流中。個體生存因此而具有了意義：個體的肉身承載著家族的價值，這個環節的缺乏意味著家族價值傳承的中斷。因此，個體必善待自己的生命，讓生命呈現出飽滿的形態，這是祖先和子孫共同要求的。
也因此，祖先崇拜具有重大的社會功能，曾子的一句話對此作了最好的概括：「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認真地對待喪禮、誠心地祭祀祖先，意味著個體清楚，自己乃是時間之流中的一個環節，乃是時間性共同體中的一員。由此，個體會約束自己的行為，而這一點乃是德行的前提。如果社會中每個人都能自我約束，自然會形成一種優良的社會秩序。
另一方面，春節祭祀祖先的禮儀總是合族進行。平時分散的人們，借著祭祀共同的祖先的機會，聚集於一堂。在這樣的社會性儀式中，人們會建立起某種秩序。共同的祖先也會縮小人們之間也許因世俗的物質糾紛而產生的精神距離，拉近情感。也就是說，祭祀的禮儀可以在人際空間上建立起某種關係。
由上述兩點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具有重要的文化社會功能。惜乎過去一個世紀，在啟蒙觀念和政治運動的衝擊下，祖先崇拜似乎趨於淡化。這首先發生在城市，進而波及鄉村。如果慎終追遠乃是厚德之道，那麼，祖先崇拜的淡化，當然就是薄德之途。當下社會秩序的緊張乃至衝突， 與此大有干係。
有人會說，祖先崇拜趨於淡化的根源是經濟、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此為似是而非之說。歷史上，祖先崇拜最為濃烈的時代，也正是中國經濟大規模商業化之後。而商業化最發達的地區，如明清時的徽州，正是祖先崇拜最盛的地區。今日潮汕、溫州等地區商業經濟高度發達，祖先崇拜依然保存或者說恢復得相當完好。這一事實揭示， 商業未必沖淡信仰，有時恰恰相反，祖先崇拜恰是人們對商業性社會人情淡薄、保持共同體意識而創生、維持的一種文化、社會機制。
因此，當代中國文化與社會重建的難題不在於外在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而在於人們是否具有文化自覺意識，尤其是社會中的精英是否具有文化自覺意識和責任感。（@秋風）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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